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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尔连忙抗议，说燃料的储量仍很大。希特勒却更加现实，几天后便召开会议，讨论燃料问题。四位工业家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如敌空袭继续这样进行下去，局势是毫无希望的（在前一年秋天类似的一次会议上，工业家保罗·普赖格声称，国内已无足够的煤和焦炭去扩大钢铁生产了。“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一个证人回忆说，“在交谈过程中，希特勒干巴巴地说，如不能生产更多的煤和钢，战争便失败了。”），起初，希特勒只以平常惯用的道理作答，说再困难的危机都渡过了——凯特尔与戈林两人同时点头——但是，当这些工业界人士用资料和相对数字证明他们的结论时，希特勒立刻作了个大转弯。施佩尔觉得，元首似乎急于想“听到不愉快的真情”；他希望元首最终能明白，这是德国经济崩溃的开始。
（２）
在战争初期德国人用得心应手的运动战，现在却反过来于他们不利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长时间的相持使德国的宣传机器得以成功地一直争辩到最后，说战争是可以打赢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目前的军事现实中，这种说法便行不通了。德军再无可能发动另一次夏季攻势。去年在库尔斯克吃的败仗，使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现在的问题仅仅是，在势如潮涌的红军面前，德军还能支撑多久？在过去三年中，俄国的人力损失虽然惨重，参战的部队仍有３００个师５００多万人，与之匹敌的德军只有２００个编制不足的师计２００万人。最令德国吃惊和痛苦的倒不是红军后备兵力惊人的充足，而是它的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斯大林格勒被围期间，希特勒曾吹毛求疵地解释说，保罗斯元帅之所以未能攻克该城，是因为俄国人打起仗来像“沼泽里的野兽”一样。不管叫什么名堂，这些东方“非人”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和勇敢精神，是条顿民族所望尘莫及的。希特勒的东方政治的根基如何，这自不必说了。１９４４年，他连象征性的胜利都未想过。事实上，他关心的是西方的入侵。“它不但决定本年的胜负，而且还决定整个战争。”６月初，他对军事顾问们说——说话时他心不在焉地望着窗外。“如果能将西方的入侵打退，那末，这种行动便不能也不会在短期内再次发生。也说是说，我们便可将后备力量调至意大利和东方使用。”到那时，东方战场便至少可以得到稳定。但是，如果不能击退西方入侵者，这便意味着最后失败。“在西方不能采取对峙战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若后退一步，都意味着在法国境内将战线拉宽。由于没有战略后备兵力，要沿这条战线部署足够的兵力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敌军一开始入侵便必须将他们打败。”但他并未将他私下里对豪辛格将军讲的话也说出来：“如入侵成功，我就必须用政治办法结束战争。”
希特勒把打败西方的任务交给了隆美尔。由于北非的丢失（不是因为他的过错所致），隆美尔已蒙受过一次灾难，他认为，阻止入侵的最好地段莫过于海滩，因为这是敌之最薄弱者。“这些军队未站稳脚跟，甚至有可能晕船，”他辩解说。
“他们不熟悉地形，能启用的重武器也不够。这是打败他们最好的时刻。”他的年迈的上司、西线的总司令格德·冯·伦斯德将军，看法却刚好相反。决战必须在远离海岸的后方打。所以，所有的装甲部队和战术后备兵力必须放在法国，以便包围进犯之敌并将他他消灭。希特勒用妥协的办法解决了争论，但双方对此都不高兴。他把隆美尔的装甲部队全部调来，但部署的地方却比伦斯德要求的离海岸近得多。
６月４日上午，隆美尔乘小车前往德国。他此行表面上是为庆祝夫人的生日（６月６日），主要目的却是前往贝希特斯加登，以说服希特勒再调两个装甲师和一个炮兵旅至诺曼底。“最迫切的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是用交谈的办法把元首争取过来。”作一短暂的休假，此其时也由于巴黎的空军气象站刚预报有暴风雨，预计两星期内不会发生入侵。
在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盟军总司令德怀特·艾林豪威尔将军，也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以“霸王战役”为代号的入侵原定于次日举行，由于天气不好，他又有意将这次伟大的冒险至少推迟２４小时。那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拖车房里——位于朴茨茅斯附近的一座林子旁——反复衡量得失：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冒险进攻呢，还是等到７月？２０多万士兵业已听过了关于此次战役的命令，若待至７月，秘密肯定会泄露出去。当晚，新的天气预报传来了：天气较好，６日则恶化。艾林豪威尔征求各位司令官的意见。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认为，云层可能会阻碍其计划的实现；蒙哥马利的回答是：“我说，行。”艾林豪威尔作了裁决：６月６日，盟军进攻诺曼底海滩。
英国双重夏令时间（比格林威治时间早２小时——译注）６月６日的０点６分，空降开始，一个１８岁名叫慕菲的伞兵跳进了圣梅尔埃格利斯一所女子中学校长的花园里。这就是Ｄ—日的开始。１小时后，含混不清而又相互矛盾的报告便如潮水般涌进德国第七军的各指挥部。德国时间凌晨３时，伦斯德通知最高统帅部（其时设在上萨尔茨堡）说，敌伞兵和滑翔机在诺曼底大规模着陆。３小时后，伦斯德的参谋长通知瓦尔利蒙说，这极可能便是入侵的开始。他敦促将最高统帅部保留的４个后备装甲师立即开赴登陆地区附近。
然而，约德尔却肯定，这不过是个声东击西的牵制战罢了。在此之前，他曾上过盟军伏号为“警卫员”的秘密战役的当：一个伪战争计划，巧妙地泄露给了最高统帅部。该计划表明，登陆地点选在更北的地方，在加莱附近，即海峡的最狭窄处。因此，约德尔便拒不叫希特勒起身议事。
此举令伦斯德的指挥部愕然。据作战部长说，这个年迈的陆军元帅“怒不可遏，满面通红，连说话人家都听不懂了”。要是换一名司令官，可能会直接给希特勒拨电话，但伦斯德是个老贵族，公开称元首为“那个波希米亚下士”。他是不会低三下四地去求他的。他把请求一事留给下级去做——他们缠住统帅部不放，企图叫约德尔回心转意，将元首叫醒。
直到上午９时，元首才终于被叫醒。这实际上已比平常叫早了些，因为他要接见提索、霍尔蒂和安东奈斯库——即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三国的独裁者（接见地点在克莱斯海姆堡）。希特勒穿着睡衣从卧室出来，平静地听着有关最新消息的报告，然后便叫人把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人找来。两人来到后，希特勒却不那么镇静了。“嗯，是，还是不是入侵？”
他喊了起来。喊完，他扭头便走。过了一会儿，他的气又突然消了。他亲热地拍拍人家的肩背，好像终于与西方交手一事给他带来了活力。“现在，我们可以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了！”他喊着，还拍了一下大腿。在乘车前往克莱斯海姆的１小时途中，他的情绪很高。”我可以挡住俄国人，要多久就多久”，他对同伴们说。接着他又吹嘘，他将会把盎格鲁——撒克逊人消灭在“大西洋墙”前。
发生在西线的事件成了午间形势分析会议的全部话题（会议结束后，他便会见那三个独裁者去了）。希特勒进入会议室时，他的军事顾问们正焦急地围着看地图和各种图表。见元首进来，他们连忙紧张而惊恐地转过身去。使他们惊异的是，元首满面春风，迈着信心百倍的步伐，走了进来。他带着浓厚的奥地利口音说：“是呀，我们出发了！”说完，他便轻松地笑了起来。他对大家说，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与真正的敌人迎面相对了！”
在柏林，在一名下级官员的授命下，德意志通讯社宣布，入侵已经开始了。显然，戈培尔对此事并不十分相信。根据新闻发布官威乐弗莱德·冯·欧文的日记，那天最重要的安排是参加一次聚会，戈培尔要在聚会上与一位伯爵夫人演奏钢琴二重奏：“他坦率地发表了对文化的看法，然后与伯爵夫人一起到酒吧后边弹钢琴去了”。他记载说，“她唱了不少歌。
大家都喝醉了。
下午４时，希特勒回到了贝格霍夫，刚好赶上与爱娃以及一群党的要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