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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里摆着几张方桌和条桌，这是临时从这家那家借来的。玉贤在最后边一张条桌前坐下了，听着妇女们叽叽喳喳说笑，她笑笑，并不插嘴。
金嫂和村长领着一位先生进来了。她从坐在前边的两位女人的肩头看过去，看见一位年轻小伙儿白净的脸膛，略略一惊，印象里乡村私塾里的先生，都是穿长袍戴礼帽的老头子，这却是个二十左右的年轻娃娃，新社会的先生是这样年轻！只听村长介绍说先生姓杨，并且叫妇女们以后一律称呼杨老师。
村长说他有事，告辞了。金嫂也在一张方桌边坐下来，杨老师讲课了。
玉贤坐在后面，她有一种难以克服的羞怯心理，不敢像左右那些女人们扬着头，白眨白眨着眼睛仔细观看新来的老师的穿着举动，窃窃议论他的长相。她一眼就看见，这是一张很惹人喜欢的小白脸，五官端正，眼睛喜气，头上留着文明头发，有一绺老是扑到眼睛上头来，他一说话，就往后甩一甩，惹得少见多怪的乡村女人们吃吃地笑。玉贤只记得爷爷后脑勺上有一排齐刷刷的头发，父亲这一辈男人，一律是剃光头，文明人蓄留一头黑发，比剃得光光亮亮的头还要好看多了。
老师讲话了，和和气气，嘴角和眼梢总带着微笑，讲着新社会妇女翻身平等的道理，没有文化是万万不行的。讲着就点起名字来了。
他在点名册上低头看一眼，扬头叫出一个名字，那被叫着的女人往往痴愣愣地坐着不应，经别人在她腰里捅一拳，她才不好意思地忸怩着站起——她们压根没听人叫过自己的名字，倒是听惯了“牛儿妈”、“六婶”、“八嫂”的称呼，自己也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引起一阵哗笑。
在等待中，听到了一个陌生的而又柔声细气的男子的呼叫“吴玉贤”的声音，她的心忽地一跳，低着头站起来，旋即又坐下。
点过名之后，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八个字，转过身来领读的时候，那一双和气的眼睛越过祠堂里前排的女人的头顶，端直瞅到玉贤的脸上，对视的一瞬，她忽地一下心跳，迅即避开了。她承受不了那双眼光里令人说不出的感觉……教的什么字啊，她连一个也记不住！
不过十天，杨老师和康家村冬学妇女班上的女人们，已经熟悉得像一个村子的人一样了。除了教字认字，常常在课前课后坐在一起拉家常，说笑话，几个年龄稍大点的婶子，居然问起人家有媳妇没有，想给他拉亲做媒了。
杨老师笑笑，说他没有爱人，但拒绝任何人为他提媒。他大声给妇女们教歌，“妇女翻身”啦，“志愿军战歌”啦。课前讲一些远离康家村甚至外国的故事，苏联妇女怎样和男人一样上大学，在政府里当官，集体农庄搭伙儿做庄稼，简直跟天上的神话一样。
玉贤仍然远远地坐在后排的那张条桌旁，她不挤到杨老师当面去，顶多站在外围，默默地听着老师回答女人问长问短的话，笑也尽量不笑出声音来。她知道，除了自己年纪轻，又是个新媳妇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什么迷迷离离的一种感觉，都限制着她不能和其他女人一样畅快地和杨老师说话。
杨老师教认字完毕，就让妇女们自己在本上练习写字，他在摆着课桌间的走道里转，给忘了某个字的读音的人个别教读，给把汉字笔划写错了的人纠正错处。玉贤怎么也不能把“翻身”的“翻”字写到一起，想问问杨老师，却没有开口的勇气。一次又一次，杨老师从她身边走过去了。
“这个字写错了。”
杨老师的声音在她旁边响起，随之俯下身来，抓住她捉着笔的手，把“翻”字重写了一遍。她的手被一双白晳而柔软的手紧紧攥着，机械地被动地移动着，那下腭擦着她耳朵旁边的鬓发，可以嗅着陌生男人的鼻息。
“看见了吗？这一笔不能连在一起！”
杨老师走开了，随之就在一个长得最丑的婆娘跟前弯下身，用同样的口气说：“你把这字的一边写丢了，是卖给谁了吗？”
婆娘女子们哄笑起来，玉贤在这种笑声中，仿佛自己也从紧张的窘境里解脱了。
年轻的杨老师的可爱形象，闯进十八岁的新媳妇吴玉贤的心里来了……
她坐在小院里的槐树下，怀里抱着夹板纳鞋底，两只唧唧鸟儿在树枝间追逐，嬉戏。杨老师似乎就站在她的面前，嘤嘤地多情地笑着。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潇洒的姿式，说话那样入耳中听，中国和外国的事情知道得那么多，歌儿唱得好听极了，穿戴干净，态度和蔼，乡村里哪能见到这样高雅的年轻人呢！
相比之下，她的男人勤娃……哎，简直就显得暗淡无光了。结婚的时候，她虽然没有反感，也决没有令人惊心动魄。他勤劳，诚实，俭省；可他也显得笨拙，粗鲁，生硬；女人爱听的几句体贴的话，他也不会说，……哎，真如俗话说的，人比人，难活人哪！
新社会提倡婚姻自由，坚决反对买卖包办，这是杨老师在冬学祠堂里讲的话。她长了十八岁，现在才听到这样新鲜的话，先是吃惊，随之就有一种懊悔心情。嫁人出门，那自古都是父母给女儿办的。临到她知道婚姻自主的好政策的时候，已经是康勤娃的媳妇了。要是由自己去选择女婿的话，该多好哇……那她肯定要选择一个比勤娃更灵醒的人。可惜！可惜她已经结婚了，没有这样自由选择的可能了……
杨老师为啥要用那样的眼神看她呢？握着她的手帮她写“翻”字的印象是难忘的，似乎手背上至今仍然有余温。唔！昨日后晌，杨老师教完课，要回桑树镇中心小学去，路过她家门口，探头朝里一望，她正在院子的柴禾堆前扯麦秸，准备给公公做晚饭。杨老师一笑，在门口站住。她想礼让杨老师到屋里坐，却没有说出口。公公和勤娃不在家，把这样年轻的一个生人叫到屋里，会让左邻右舍的人说什么呢？她看见杨老师站住，断定是有事，就走到门口，招呼一声说：“杨老师，你回去呀？”“回呀。”杨老师畅快地应诺一声，在他的手提紧口布兜里翻着，一把拉出一个硬皮本子来，随之瞧瞧左右，就塞到她的怀里，说：“给你用吧！”她一惊，刚想推辞，杨老师已经转身走了。那行动举止，就像他替别人给她捎来一件什么东西，即令旁人看见，也无可置疑。她不敢追上去退还，那样的活，结果可能更糟。她当即转过身，抱起柴禾进屋去了。应该把本本还给人家，这样不明不白的东西，她怎么能拿到上冬学的祠堂里去写字呢？
他对她有意思，玉贤判断，康家村那么多女人去上冬学，他为啥独独送给她一个本本呢？他看她的眼神跟看别的妇女的眼神不一样。他帮她写字之后，立即又抓住那个长得最丑的媳妇的手写字，不过是做做样子，打个掩护罢了。
已经有了几个月婚后生活的十八岁的新媳妇吴玉贤，尽管刚刚开始会认会写自己的名字，可是分析杨老师的行为和心理，却是细致而又严密的。她又反问自己，人家杨老师那样高雅的人，怎么会对她一个粗笨的乡村女人有意思呢？况且，自己已经结过婚了……蠢想！纯粹是胡猜乱想。
肯定和否定都是困难的。她隐隐感到这种紊乱思想下所潜伏的危险性，就警告自己：不要胡乱猜想，自己已经是康家小院里的人了，怎么能想另一个男人呢？婚姻自由，杨老师嘴巴上讲得有劲，可在乡村里实行起来，不容易……
事情的发展，很快把农家小媳妇吴玉贤推向一个可怕而又欣喜的地步——
轮着玉贤家给杨老师管饭了。她的丈夫勤娃给二十里远的关家村应承下二十摞土坯，说他不能天天往回赶，路太远了。公公在临近的村庄里打土坯，晚上才能回来。他早晨出门时，叮嘱说：“把饭做好。人家公家同志，几年才能在咱屋吃一回饭，甭吝啬！”她尽家里有的，烙了发面锅饼，擀下了细长的面条。辣子用熟油浇了，葱花也用铁勺炒了，和盐面、酱醋一起摆在院中的小桌上。
杨老师走进来，笑笑，坐在院中的小桌旁边，环顾一眼简陋而又整洁的小院，问她屋里都有什么人，怎么一个也不见。她如实回答了公公和丈夫的去处，发觉杨老师顿时变得坦然了，眼里闪射出活泼的光彩，盯着她笑说：“那你就是掌柜的了。”她似乎接受不了那样明显地挑逗的眼光，低头走进灶房里，捞起勺子舀饭。这时候，她的心在夹袄下怦怦怦跳，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