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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纳稀！ �
希特勒又劝我去和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Morell）谈谈，因为他知道我有心脏病，所以他主张请莫瑞尔为我注射。我虽然曾经去和莫瑞尔谈过一次，但是因为遵从我那位柏林医师的劝告，我拒绝了他所提议的注射。以希特勒本人为例，事实上莫瑞尔专门为希特勒注射有麻醉性的药品，所以我自然不会上这位医生的当。
暗杀的企图曾经使希特勒的右臂受了重伤，他两耳的耳膜都已经震坏，右耳的欧式管也受了伤，不过他却恢复得很快。他本来有一种神经性的痼疾，从他的左手和左腿总是发抖的现象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却与这次暗杀无关。实际上他这次所受到的打击不是在生理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依照他的个性，他对于整个的人类，尤其是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德军的将领，早已感到不信任，而现在就更变成了极深刻的仇恨。病态的心理使他丧失了道义上的判断力，变成了暴虐狂，以欺诈来作为掩护弱点的工具。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撒谎，并且也假定任何人在他面前所说的都是假话，他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过去伺候他已经是很困难了，现在就变成了受洋罪了。他常常丧失了他的一切自制力，而他所说的话也越来越粗暴。在他的左右亲信当中，也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略加约束，因为那个温文有礼、富有君子风度的希孟德已经死了，而继任的布格多夫却是一个饭桶。
在向希特勒报到之后，我就抽空到那个所谓“汇报室”里面去观了一次光，那暗杀一幕的景象还留在那里，这是很多人都已经叙述过了的，所以我不必再赘述了。接着我就到陆军总司令部里的参谋总长办公室去，开始执行我的新任务。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办公室中空无一人，也没有一个职员出来迎接我。我一连看了几间房子，才找到了一个正在熟睡中的工兵，他的名字叫里尔（Riehl）。我就把这个宝贝喊醒，叫他去找一个军官来。又等了相当的时间，他才带了一位洛林齐霍芬少校（Maj。Baron Freytag von Loringhoven）一同走进来。他是我的旧部，当我在1941年担任装甲军团司令的时候，他正是我的一位传令官，于是我就马上请他担任我的副官。此后，我就想和前线上各集团军总部通电话，询问他们当前的情况。在总长办公室里，一共有三部电话，但是却并没有说明哪一部是通到什么地方，我就拿起一部离手边最近的话筒，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回答我。当我告诉她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她就一声尖叫，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我花了相当的时间才使那些电话小姐们平静下来，然后才命令她们接好了我所要接的电话。
第十部分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3）
一直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的军事情况发展，我在前一章中已经讲述过。那实在是糟得可怕。要想使OKH对于前线上的战争有所助力的话，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它本身的工作秩序，这个时候，整个东线战场的控制中心，也正是陷于分裂的状态。我的前任主张把OKH移回柏林附近的措森（Zossen）地方。有一部分的幕僚，连同军需总监部等等重要的机构，都早已迁到那里去了。许多的通信网也已经更动了。所以花了很多的工夫，我才和前方的集团军、后方的补给机关等等，取得了联系。现在我第一个所要决定的就是OKH在将来的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我决定仍然设在东普鲁士，因为希特勒本人和OKW也都在这里，比较便于联系。那些已经迁到措森去的各单位都奉命立即召回。
第二步是要恢复OKH工作秩序的步骤，就是赶紧任命一些必要的人员。我把温克将军找来，请他担任作战处长，他过去是夏纳尔（Schorner）的参谋长。不久我就又增加他的责任，改派充任OKH的办公厅主任，所控制的单位不仅包括作战处和组织处，并且还有一部分陆军情报机构，就是通常所谓“东线外国军”（Foreign Armies East）的机构。这样一来，东线的整个作战机构，就完全集中控制在一个地方了，现在作战处长就改由波宁上校（Col。von Bonin）充任，组织处长由魏兰中校（Lt。Col。Wendland）充任，而情报机构则由可靠的盖仑上校（Col。Gehlen）主管。军需总监本是瓦格纳将军（Gen。Wagner），但他已经畏罪自杀了，现在就改由托柏上校（Col。Topper）继任。柏林将军（Gen。Berlin）在法国和苏联战役中，都是我的炮兵总顾问，现在就被派为OKH的炮兵指挥官。普劳恩将军在1940—1941年的战役中，一直是我的通信指挥官，现在已升任三军兼陆军通信指挥官，这许多人要有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全部赶到东普鲁士，而且更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够使他们在已经被破坏的工作网再恢复工作。在旧陆军总部中的重要高级职员，只有运输指挥官、优秀的格尔克将军（Gen。Gercke）仍然留位不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一天到晚所忙的事就是使这个机构恢复它的正常工作秩序。关于其他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我当时是太忙了，除了前线上的战况以外，其他什么事我更一概不加以注意。我的新僚属们都常常和我本人一直工作到每天的深夜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当前东线上的危局。
“7月20日事变”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呢？
他们想要暗杀的人，事实上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生理情形，在过去本已不太强健，现在就更减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却从此完全被破坏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地发泄了出来，他从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
假使这次暗杀的目的是想严重的打击德国政府的机构，那么所有纳粹党的重要巨头，就必须予以一网打尽才行。可是当炸弹爆炸时，这些人却一个都不在那里。对于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鲍曼（Bormann）等巨头，都没有一个肃清的办法，换言之，这些阴谋家即令在希特勒被刺身死之后，对于如何夺取政权也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实际动手杀人的人，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tauffenberg），可能是完全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几天之前他本已有动手的机会，但是因为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所以他又暂时停止了。我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为什么一定要拣7月20日动手，很明显的，这一次纵令暗杀成功，而政治目的还是很难达到的。或者是因为政府已经下令拘捕哥尔德内博士，所以才逼得他不能不赶紧下手。
即令希特勒已经被刺，而阴谋者也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他们却还是需要有一批相当实力的军队，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可是他们手里可供调遣的兵力连一连兵也没有。所以，当施陶芬贝格飞回柏林，带来了行刺成功的假消息之后，他们还是控制不了柏林城。那些根据演习计划集中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当然会拒绝合作。譬如说，我的装甲部队虽然已经奉命暂留柏林不调往东普鲁士，但是对于阴谋者却并无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将他们的计划明白地告诉这些官兵。
再说到外交政策方面，这次政变成功的条件更不存在。阴谋分子的领袖和敌国政府间的联系可以说十分不可靠。敌国中的重要政治领袖并没有一个人，曾经轻微的表示过，他们将会与阴谋者取得协议，所以可以说，即令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德国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敌人是不会仅以毁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为目的的。
在暗杀现场殒命的人有下列几位：OKH作战处的布兰特上校（Col。Brandt），空军参谋总长柯尔腾将军（Gen。Korten），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还有一位名叫贝格（Berger）的速记员。除此以外OKW和OKH中的高级人员还有很多负伤的，事实上这些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接下来的受难者就是参加或预闻这个阴谋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事实上，这些人中间只有极少数是曾经真正参加了活动的。而多数的人不过只是晓得有这样一回事，或是因为朋友的义气，对于这个秘密并未加以泄露，可是他们这种义气的酬报却是苦痛的死刑。第一批死难的人当然是他们阴谋分子的领袖人物，像贝克上将、军需总监瓦格纳和特瑞斯寇将军（Gen。von Treskow）等都已经纷纷自杀，此外像施陶芬贝格、欧伯里希特等人则在被捕后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