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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样的一代精英呢？这是丧失了自身价值观的精英们，他们所保留的仅仅是自己的利益，他们的表演没有其他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利益。在北大平时的学生社团活动中，他们的表演就已经内在化了，他们连意识到自己在表演的能力都没有了。“我口说我心”，对他们来说，早就是一个比盘古开天地还要古老的神话。他们只知道：说那些对自己有好处的话。久而久之，他们把表演当作了本色。平时，他们还“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场合，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些“精英们”清醒地明白：站在克林顿的对立面，在此一特定时空中能够让自己获得利益。所以，尽管他们心里深爱美国，他们也要故意与美国总统过不去——因为这样做有好处。康德所说的“内心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对他们来说早就不存在了。道德律令并不利于获取现实利益，所以干脆抛弃掉。
这足人格极度扭曲的。却自己以为最健康不过的一代人。
这将是可怕的一代人。
这是可怕的教育所酿造出来的可怕的一代人。
到了这样的时刻，还能够不反思我们的教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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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失败者”
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思想起源于基督教，根植于人对正义和平等的永恒追求。他想以此来摆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这种理想的紧箍。他把社会主义价值与全人类价值等量齐观。而阿·切尔尼亚耶夫认为，戈氏的解释是偷换概念。其实，从一九九零年起戈氏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当时，“几百万苏共党员的大多数人早就不仅没有了社会主义信仰，而且连一般普通的思想信仰也没有了。”
戈氏在改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清醒地意识到：旧制度必然死亡，改革将加速而不是挽救它的死亡。而随着旧制度的死亡，他本人也将失去不受任何制约的权力。正如索尔·舒尔曼所说的那样：“假使他不想赋予这个体制以人道主义，只要他愿意，即使不搞任何改革仍然可以平平安安再统治十年。” 索尔·舒尔曼分析说，苏联这种刻板的极权主义体制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这个体制中东任何变革只能自上而下进行。自下而上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迟早会被坦克镇压的。然而，即使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挽救不了旧制度，霍布斯邦的观察比索尔·舒尔曼更深入了一步，他有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当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走了一段距离以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
戈氏开始执政的时候，他发现在这个庞大帝国的内部交织存在着这样的现实：
一方面人民充满了对十月革命浪漫的回忆，一方面大家都被斯大林主义骇人听闻的罪行吓呆了；
一方面广大民众在较短的时间里提高了受教育的程度，另一方面党对自由的言论、思想和创作进行无情的镇压，书报检查相当严格，媒体上只有宣传而没有真实的新闻；
一方面存在着经过选举产生的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另一方面所有事务的决定权却在政治局的几个寡头那里、特别是在总书记一个人那里；
一方面文学、诗歌、艺术、电影、戏剧把社会主义描绘成最崇高的社会价值观和最高尚的人品的传播者，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到处是对人大尊严的无耻践踏，从上到下逍遥法外的胡作非为，人成了为结成一体的党和国家效劳的“螺丝钉”，因此人民也变成了带有坐享其成心理的流氓无产者；
一方面国家不断产生大演员和杰出科学家，另一方面而包括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老百姓却陷于愚昧无知，甚至沉溺于反动的蒙昧主义；
一方面是被宣扬成社会思想最高成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另一方面却是被各种镇压和全面保密所维护的、越来越厚颜无耻的政治谎言；
……
这就是八十年代中期危机四伏的苏联，这就是戈氏面前的一个乱摊子。勃列日涅夫们都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心满意得地告别了人世，他们只要生前牢牢控制权力，哪管死后洪水滔天。戈氏执政的时候，既没有任何可以汲取的经验，也缺乏良好的国际环境。人们把对他的前任的指责和愤怒统统倾泻在他的身上，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人则对他心怀仇恨。保守派认为他太激进，改革派认为他太落后。他同时在几条战线上疲于奔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戈氏却取得了神话般的成就，阿·切尔尼亚耶夫概括了戈氏的几点不可抹煞的成就：
他摧毁了以往所有专制制度中根据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最强大的专制制度；
他给千百万人民在没有由上面强加的方式和意识形态教条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生活和选择发展道路的自由；
他为地球上六分之一地区的居民在承认民主、法治国家、市场经济、人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人类普遍原则的基础上进入现代文明的总轨道创造了条件；
他为停止“冷战”和核军备竞赛所做的工作比谁都多，由此为拯救人类免于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毁灭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以上的四点成就足以让戈氏进入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的行列。难道他还不能算是一个“成功者”吗？在这本回忆录的结束语里，戈氏讨论了自己究竟是一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的问题。许多人都把他当作被驱逐出历史舞台的失败者，因为“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然而，戈氏心灵深处的评估标准不一样，他写道：“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选举出来的另一部分人手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戈尔巴乔夫以失败者的名义拥有了最后的成功。当离开克里姆林宫十一年之后，俄罗斯新总统普京邀请他参与国是讨论的时候，他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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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为什么会取得胜利？
为什么在长达八十年的时间里，专制制度、暴力统治和谎言宣传一直是苏联社会的主流？为什么俄国人会选择布尔什维主义这杯“苦酒”？这是雅科夫列夫多年来都在苦苦思考的问题，也是他在这本著作中企图回答的问题。
作为历史学家，雅科夫列夫敏锐地发现了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毒瘤，即对暴力的崇尚。说到底，沙皇政权就是军事独裁政权，它一方面依靠东正教“君权神授”的理论和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来维系民心，另一方面则以赤裸裸的军警暴力机构消灭来自新兴力量的任何挑战。
当然，更为直接的原因是近代以来以法国大革命为代表的暴力革命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两股思潮合而为一，首先征服了俄罗斯的平民知识分子，然后再征服大部分的平民百姓。十九世纪末以来，俄国社会本来有若干个走上改良道路的契机，例如斯托雷平的改革和“二月革命”后组建的临时政府，但它们最后都被“激进——更激进”的暴力革命的模式席卷而去。
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宏观考察，雅科夫列夫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规律：“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未能依靠暴力建成一个人们赞许的社会，因为暴力只能产生暴力。暴力革命——乃是洒在悲剧性幻想的玫瑰花瓣上的鲜血。”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一个改良主义者，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发现了它最根本的弱点：“马克思主义中最邪恶的教条是关于暴力的教条，以及构筑于其上的阶级斗争的观点。”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