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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由根神父不求获得任何的回报，那些“孩子”也不可能给他世俗意义上的回报。他也不需要扬名，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到公众场合露面，除非为了募集福利院所必须的资金。对于那些捐献了一块硬币的人和那些捐献了大笔金钱的人，他一视同仁地给予感激。他只是像一个仆人一样做自己份内的事。他不觉得自己崇高，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他认为这一切像清风明月一样自然而然。
我对着老人的照片沉默了很久很久。我把这则报道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到自己的笔记本里。
我相信，有一样法宝可以战胜死亡，那就是爱。
不信，你尝试着像叶由根老人那样去爱这个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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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的恐惧
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了一则关于电冰箱的广告。画面是一个温馨的现代小家庭，男主人高声喊：“我要自由！”于是，一台电冰箱凌空飞来，一家人从里面取出五花八门的食品和饮料，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这本来是一则创意和画面都十分平庸的产品广告，没有想到却引起了□□部的注意。主管意识形态的有关人士尖锐地指出：“怎么能够公开喊要自由呢？作为党的喉舌，你们宣传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我们宁可少收入几百万，也不能够播放这样的广告！”于是，中央电视台受到了严厉的指责，立刻将次广告停播了。一位消息灵通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件天方夜谭般的趣事。我打开电视看了大半个晚上，果然在原来那个时间段里，那则广告不翼而飞了。
某些人为什么如此惧怕“自由”这个词呢？在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批判者创造出“自由化”这个奇怪的词语，并在它的前面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定语。而这种严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提法，居然在一个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国度里流行起来，并进而成为杀人不见血的“血滴子”。谁一旦被戴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谁就立刻变成没有人敢接近的“另类”（绝不是今天人人都在标榜的“另类”），几乎就像艾滋病人一样处处受到歧视。实际上，在马克思伟大著作里，谈及“自由”的地方比比皆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号召无产阶级打破身上的锁链，目的不就是为了获得自由吗？如果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词语作语义分析，首先，“化”表示一种趋向、趋势，也就是说正在朝著自由的方向发展变化，这难道不正是马克思所希望发生的情况吗？马克思一生参与社会实践、著书立说，不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吗？“自由”不仅是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也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为什么要把这样美好的词汇拱手奉献给资产阶级呢？我认为，“自由”是所有国度、所有种族的人都热爱的一种生命的“基本元素”。“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喊响彻每一寸有生命呼吸的土地。从更加广义的角度来看，不仅是人类，就是一些低等动物，它们也有著对自由最本能的渴望。没有不热爱天空的老鹰，没有不热爱海洋的鲸鱼，也没有不热爱平原的猎豹。要飞翔，要游泳，要奔跑，这都是它们的天性使然。作为人类，当然还要求更高级的自由：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新闻出版的自由以及其他很多的自由。这是天经地义的，不容质疑也不容剥夺的。
那些人恐惧自由，闻自由而色变，根本的原因是对自己手中掌握的所谓“真理”感到心虚。因为一旦人民有了自由，能够自由地思想、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写作，他们所宣扬的“真理”立刻就会蜕去糖衣，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对于自由的本质，罗莎卢森堡在《俄国革命》一书中早就深刻地指出：“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只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从中央电视台“无心插柳”的遭遇和某些新闻检察官病态的敏感中，我们可以对中国当前新闻出版自由的状况作一个基本的评估。80年代以前的通过大规模政治运动来洗脑的老方式，已经让位于90年代以来利用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来渗透元化思维的新方式。正如查尔斯瑞奇在《反对体制》一书中所谈到的那样：“通过控制通向媒介的通道，像电视这类大众媒介大大降低了民众思想交流的自由。”处于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一个对自由有著强烈的热爱、并愿意将拥有自由的快乐与所有同胞分享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到俄罗斯大文豪车尔尼雪夫斯基当年所面对的问题那里──“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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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这里徘徊
日本，一个开满美丽的樱花的国度，一个将日常生活高度艺术化的国度。
日本，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居，曾经是中国文化最热烈的崇拜者和学习者。在日本，最完整地保存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某些精髓部分，如服装、建筑、书法、围棋和禅宗思想。
日本，东亚边陲的一个群岛之国，近代以来却又用武力将中国逼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苦难许多都与日本有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历史学家郭廷以认为：“两千年来，中国施之于日本者甚厚，有造于日本者至大，百年来日本报之于中国者极酷，为祸中国者独深。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创痛，虽然不能说全部来自于日本，但实际上以日本所给予的最多最巨。”
日本，今天亚洲最富裕的经济大国，全球第三大经济实体。它是中国对外关系和贸易中绕不开的一个关键环节。然而，跟我们同为黄种人的大和民族，直到今天依然让我们感到陌生、隔膜和困惑。我们理解日本人，甚至比理解欧洲人和美国人还要困难。
日本作家、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颁奖典礼上用“暧昧的日本”这个词语来形容日本近代以来的文明。这是一个经典的概括。在中国人的眼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很近，在精神气质上却很远，中国人观察日本的时候总是显得雾里看花、扑朔迷离。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中日联合声明》，至此两国真正结束了漫长的战争与敌对状态，实现了邦交的正常化。然而，双方国民之间的不信任感并没有随着一纸声明而全然消失。怀疑与猜忌，疏远与蔑视，依然扎根于那场血与火的战争。
中国和日本，一个拥有资源，一个拥有技术；一个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一个是全球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两国都对对方有着极大的需求，然而又互相猜忌。更为要紧的是，无论中国，还是日本，又都是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关乎两国的安危，也牵扯着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没有一个人喜欢永远躲在故纸堆中生活，也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永远背着历史的包袱蹒跚前行。历史这本大书，总得不断翻开新的一页。很多中国人愿意以最大的善意、宽容和谅解来看待中日之间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然而，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历史，那充满硝烟和血腥的历史，似乎总是难于翻过去。
这一页的历史翻不过去，主要原因不在中国，而在日本。
当日本的法庭驳回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本政府的诉讼的时候，当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钓鱼岛修建标志性建筑的时候，当日本的历史学者宣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事件的时候，当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再次夺去中国百姓生命的时候，当日本的首相及政府要员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中国人民不得不拍案而起，齐声谴责。我们不渲染仇恨，但要捍卫尊严；我们不寻求报复，但要还原历史。因为我们痛苦地发现，那血迹斑斑的历史如此深刻地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