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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书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相当深刻剖析，有意思的是，作者的专业并非历史。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先后在《随笔》、《黄河》等国内一流的文化刊物上连载，在知识界获得好评如潮。结集出版之后，更是不胫而走，洛阳纸贵。潘旭澜以扎实的史料、透彻的分析和流畅的文字，对半个世纪以来塑造出的太平天国是“可歌可泣的农民起义”、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神话，作了一次成功的颠覆——当然，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还原”。在中国，对历史事实的还原甚至比虚构一本宏大的小说还要困难。
潘旭澜在后记中引用“老祖宗”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这些论述对太平天国作了尖锐的批评，并揭示出这场所谓“农民起义”的“反动本质”。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有这样一番论述：“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的这段话让那些教条主义者们哭笑不得。显然，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厌恶远远超过了对满清王朝的厌恶。虽然马克思本人是一个喜欢憧憬美好乌托邦的思想家，但连他也完全不认同太平天国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政策，而愤怒地斥之为“魔鬼”。除了最后一句“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之外，我基本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因为这种“魔鬼”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不仅“停滞社会”有，飞速发展的社会也有。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以及奥马尔的塔利班政权，不都是跟太平天国类似的“魔鬼”吗？
太平天国式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每隔几个皇帝便会上演；洪秀全、杨秀清式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大流氓，也都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各领风骚三五年”。太平天国虽然号称基督信仰，实际上它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当时就有西方传教士专程赴南京观察之，结果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可怕的异端，所谓的“天王”差不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居然认为《圣经》记载有误，而篡改七十多处，他哪里可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呢？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其实不过是一群无知无识的流氓自己创造出来的“四不像”。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过于突出太平天国的外来宗教因素，遂将其与此前的“农民起义”区隔开来。其实，洪杨更多的是李自成、张献忠的“翻版”，只不过在近代化的背景下他们反而具备了强烈的“反近代化因素”。这群沐猴而冠的流氓们，摧毁一切旧有的文化资源，排斥其他宗教信仰，奴役人民的身体，控制人民的精神，以一种疯狂的意识形态开展独裁统治。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极端主义的思维，专门研究流民文化的学者王学泰，对这种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有过深入的分析：“极端的思维方式是一元的，不能容忍世界和人生的多样性；其运作手段是霸权主义的，是极其粗暴的，是以吃掉属于自己一元之外地一切为目的的。面对复杂的世界和人生，极端主义者只会把它们纳入自己所设计的框架之中，为此不惜削足适履、杀头便冠，没有丝毫的宽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依靠暴力和流血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更将暴力和流血发挥到了淋漓尽致、骇人听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为了所谓的“稳定”都会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言论，而太平天国更将紧箍咒直接戴在统治区里每一个臣民的头上。
太平天国实施残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仅仅针对下层官兵和底层民众。太平天国的诸王和高级官员们，一方面自己大肆修建豪华宫殿、霸占千百民女，另一方面却不准许基层将士和普通老百姓建立自己的家庭、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他们建立起比满清王朝还要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将统治区的人民当作一颗颗的螺丝钉来利用。当然，他们冠冕堂皇的制度只是让基层的军民严格遵守的，他们自己完全可以逍遥法外。以洪秀全为例，定都天京之后，他大兴土木修建了比北京的紫禁城还要大一倍的宫殿，并搜罗数以千计的美女安置其中。他正式册封的妻妾就有一百多人，因为人数太多，干脆以编号称之。唐德刚将其斥之为 “性变态”：“你看他率领号称五十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向南京时，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傍午的时刻，我们今日所发现的天王洪秀全总司令在‘龙舟’中所写的谕旨，竟然只有一件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的诏书，奇怪不奇怪呢？”如此一个腐败堕落的家伙，会是一个纯洁的“革命者”吗？“革命”不过是他的招牌而已，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如此一个骄奢淫逸之徒，会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吗？“宗教”仅仅是他自欺而且欺人的手腕而已，他只有当至高无上的教主的欲望。学者傅国涌说得好：“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 ‘天国’而已。”叶利钦曾经讽刺说，苏共所宣扬的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其实仅仅是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们提前享用的“少数人的共产主义”；与之相似，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则在这个属于“大王”们自己的“天国”里为所欲为，洪杨对部属的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满清皇帝。
太平天国究竟有过哪些“德政”呢？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从来就没有真正实施过，画饼充饥而已。于是，有学者苦苦搜寻，终于发现太平天国有过“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丰功伟绩。事实真的如此吗？且来看看洪杨制下妇女的命运：洪秀全在南京修筑宏大如紫禁城的“天王府”之后，本来试图制造一群太监为宫廷服务。但太监制度乃是中国一悠久的文化积淀，非一时可以掌握。不得已，他们只好征召妇女担任宫廷中的服务员兼保镖，于是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奴隶劳工。一位慕名而来的西方传教士观察到，比起满清王朝的统治区来，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内色情业更要“繁荣娼盛”若干倍。在江南乡村尤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些市镇，在由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员和地痞流氓所纠集的枪船武装的操控下，妓船与赌场浑然一体。据史料记载，公元一八六一年秋，在浙江秀水县新省塍镇，从湖州逃来五六百船的难民。这些难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却没有人去过问。与此同时，近在咫尺的河面上，却停泊着两百余艘妓船，琉璃窗，锦绣帐，萧管声声，昼夜不息。当时，总理“苏福省”民政的“左同检”熊万荃在路过此地时，乡官局请酒看戏。熊氏纵情声色，不仅赏赐唱戏的优伶一百元，而且还花了五百元买了一个妓女。我想，假如那些被蹂躏、被戕害的女子看到后世学者们对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政策的溢美之词，一定会唾其面、批其颊的！
太平天国既非“革命”，也并非由农民所领导。太平天国的诸王当中，或为落弟文人，或为帮会头子，或为渴望龙袍加身的土财主，而少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民。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一样，其首领大都是“流氓无产者”，农民只是三心二意的参与者，且多出于基层的“被统治者”的地位。因为身处饥荒与苛政的夹缝之中，不造反是死，造反也是死，也就奋不顾身地一博了——这是一种赌博心态，而非“革命自觉”也。因此，与其说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不如说它是“流氓豪赌”。流氓最大的梦想就是：杀死王公贵族，让自己成为王公贵族。事实上，攻城略地、小朝廷暂时稳固之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与满清荒淫暴虐的皇帝和王公们没有根本的区别。潘旭澜在《太平杂说》中指出，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居然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历朝历代亘古未有。为了得到“王”的封号，人们干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和所不能想象到的一切恶劣的事情来。有人送金钱，有人送美女，丑态百出，怪事不断，相信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