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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监的起源，中国早在殷商就有“寺人”，据专家考证，甲骨文中已有相 关的记载，历史自然比西方要悠久。
唐甄在《潜书》中这样描绘太监：“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 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唐甄解释道：他们长得臃肿，弯曲，好 似长了瘿结，鼻子里呼呼作响，如同牛和猪一样，因此不像人的身体；他们长着男 人的颊骨却不是男人，没有胡须却不是女人，虽然面如美玉却没有一点生气，因此 不像人的面容；他们的声音好像儿童一样稚细却不清脆，好像女人一样尖细却不柔 媚，你说它嘶哑但又能成声，你说它如猩叫但又能成人语，因此不像人的声音；他 们可以很爱人，也能下毒手害人，当他们怜悯你时流涕而语，而当他们憎恶你时， 则斩杀如草，因此不像人的感情。
生理的变态必然导致心理的变态，鲁迅在《坟·寡妇主义》中说：“中国历代 的宦官，那冷酷险狠，都超出常人许多倍。”在那被贾元春称为“见不得天日”的 地方，太监们肆意发泄着他们变态的性欲、权力欲、贪欲。仅以贪污而论，据明人 赵士锦在《甲申记事》中载，明末李自成进京前，偌大一个明帝国的国库存银竟不 到四千两！而魏忠贤被抄时，居然抄出白银千万两，珍宝无算，以致崇祯多次痛心 疾首地怒斥太监们：“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崇祯的“痛心疾首”既让人同情，又不让人同情。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贵为天 子，却拿太监没办法；不让人同情，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太监头子，他是棵大树，太 监是在树上筑巢的鸟，倘若同情皇帝，谁来同情太监呢？
然而，君主们依然坚持太监制。既然自诩为“天子”，就得龟缩在宫廷里，跟 一般百姓保持距离——让百姓知道皇上也是吃喝拉撒睡的凡人，那还了得！迷宫一 样的宫廷内便需要“绝对安全”的奴仆，怕戴绿帽子的皇帝便与不能人事的太监 “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共同成为庞大的帝国大厦中的两块最重要的基石。
在有的皇帝那里，太监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元十世纪，正逢五代 十国乱哄哄，南方有一个小朝廷史称南汉。那是唐末封州刺史刘岩割据一方，自称 皇帝，建都广州，称兴王府。他有一套神奇的治国理论，认为一般人都有妻儿老小， 既有妻儿老小，便有私心，便不能无私奉献自己于皇上，而太监“无鸟一身轻”， 故只有太监最无私，没有后顾之忧，必死命效力。传位到他的孙子南汉王刘伥，更 下了一纸文件，曰：凡是朝廷任用的人，不管他是进士还是状元出身，一律要阉割， 达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化境之态，方能当官。刘氏父子的思维方式与船山先 生截然相反，于是中国历史上蔚为壮观的太监王朝产生了。王船山反复渲染太监的 可怜可悲，这却是他的书生之见。羡慕太监的人比羡慕他这位大学问家的多着呢。
然而，太监得势的时代，民间往往相应掀起“自宫潮”，许多小康之家的儿子 也忍痛自宫，以图仕进，这确实是一条终南捷径：读书须受十年寒窗苦，自宫却是 一时痛终身富贵。据《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南海户净身男九百七十余 人复乞收入。”一个小村子，居然有如此之多的童男自宫。整个国家呢？天启三年， 征募宦官缺额3000人，结果应征者多达2 万人。政府竟想不到会有如此多人，一时 无措，不得不增加1500人，剩下的人，安置在京郊南苑的收容所。即使如此，收容 所也容纳不下这么多人，许多人不得不沦为乞丐和偷盗者。
下有自宫之风，上有体制的膨胀，有明一朝，太监机构的编制不断扩大，太监 们组成了“大朝廷中的小朝廷”。
人们赞美太和殿的精美绝伦，其实，太和殿与净身房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一座纸扎的房子而已。在皇城中，净身房的地位远远比太和殿重要。对于万历这样 的皇帝来说，在位数十年，在太和殿举行的朝会不过数次而已，有没有太和殿并不 重要，没有净身房就了不得了——皇帝没有太监的服侍，就连一天的吃喝拉撒睡都 没办法维持。
所以，净身房才是紫禁城的精髓所在。紫禁城是建立在净身房之上的，正如帝 王制是建立在太监制基础上的。
阉割是一种古典之极。公元前一百多年的司马迁只不过帮李陵说了几句话，就 被皇帝将卵蛋刨了去了，英明神武的“皇上”的价值观可能跟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所 估计的相同。狄德罗在评价法国波旁王朝时说：“在宫廷，‘狂欢的工具’从来与 政治媲美。”那么犯了政治错误的司马迁一生岂非只好以失去“狂欢的工具”，悲 苦耻辱而告终？
不然，他完成了《史记》。
中国不愧为文明古国，汉朝人将处宫刑的地方称为“蚕室。”一个诗意十足的 名字，一个丑陋的蚕变作美丽的蝴蝶的地方。阉割是文化的死敌，也是文化的一部 分，阉割侵蚀着文化、吞咽着文化、改造着文化，当阉割内化为文化的本质的时候， 文化便消除了被阉割的焦虑，而在特别的快感之中陶醉。正如黄永玉先生所说： “一部文化史几乎就是无数身体的局部或全部被刨去的行为史，是由阉割与被阉割 两种不同性质的快感写成的。”
从被阉到自宫只有一步之遥，从身体的残疾到心灵的残疾也只有一步之遥。当 “去势”成为奴隶们的义务时，那么口口声声说“连受之于父母的毛发也不应该损 伤”的圣人们只好装作没看见。装在瓶子里的太监们的“命根子”是保证皇帝的妻 妾们的贞操的“证件”；而大大小小的圣人们对“命根子”的沉默，则是保证皇帝 们的权力畅通无阻的“证件”。
太监的数量，最鼎盛时期也不过10万，在天朝大国只算沧海一粟。
然而，太监的灵魂却像乌云一样笼罩在天朝大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帝国需要充 当“守护床铺的人”的太监，更需要一大批守护一整套纲常理论的太监。前者是显 现的太监，后者是隐形的太监，亦即“知识太监”。如果说“刀子匠”们的阉割手 术只能一个个地做，那么“知识太监”们则能按自己的模式批量生产成千上万的太 监。那些状元们，学士们，道士们，和尚们，都是清一色的“知识太监”。
“太监化”是中国的知识者最大的特点。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确实是力量，知识如枪炮，关键枪炮口对准谁。中国温文尔雅的士人们枪 炮口对准他们脚下如汪洋的人群。用文化为帝制大厦添砖加瓦，这神圣的工作他们 干得津津有味。多劳者必多得，他们获得了如桃花般灿烂的封诰，例如张居正为 “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谥文史，赠上柱国”，简直令人目 不暇接。
“知识太监”建构了东方专制主义大厦的牢固根基。高蹈如李白，却汲汲于功 业，自以为“我辈岂是蓬蒿人”，在玄宗眼里，他却是个连高力士也比不上的玩物。 学术大师王国维，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便被帝王师的身份压死在昆明湖底。 当不当太监，与道德的优劣、人格的高低无关，一种体制的向心力、一种文化的惯 性、并不是哪一个人所能抗拒的。艾森斯塔德在《知识分子——开创性、改革性及 其冲击》中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己的组织，因而他们的组织架构几乎等同 国家官僚体系。在行政上，愈是接近权力核心，则用以反抗皇帝的自主的权力基础 与资源就愈少。当教育愈趋专精时，教育的具体活动往往是朝政治——行政制度设 计而行。”看来，从教育到行政的设置不过是“净身房”的延伸、变形与扩大。孜 孜不倦地注释古书、考证典故，研究音韵、填写骈文，这一切不过是被阉割了的 “知识太监”们的拙劣的射精行为。读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发财；做不了官 便隐逸，隐逸是为了成名——无论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士人都以现存体制为价值 参照系，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反体制”的力量。
“知识太监”所创造的知识便只能是“太监知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 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无不是围绕皇权作向心运动，仅仅是有 的轨道离中心近、有的略远些罢了，没有质的区别。无论学术内容怎么变，士人的 终极理想仍未超越升官发财、为帝王师的模式。“史”的目的是“资治”，“文” 的目的是“助兴”，两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