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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殊不知历史却狠狠地嘲弄了他这位“革命者”。
记得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特定的经济集团，他们所以构成一个独立的阶层，是由于他们恪守知识和思想的信念，以极强的自觉意识承担著社会发展的责任，肩负著人类的道义。”这个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不算苛刻，但如果用来衡量郭沫若，郭氏显然不及格──他除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以外，没有捍卫过别的什么。
作为郭氏的乡梓，这样评价他本非我所愿，但我又不得不么做。当我走进郭氏在沙湾的故居时，心情非常阴郁，这座大宅院出奇地阴暗和拘谨，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也暗无天日，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爬满厚厚的绿色的苔藓。也许郭氏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这个阴森冷漠的院落，虽然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住进一座富贵堂皇的巨宅，但在两座宅子里他的心情想必是一样的，一样的压抑、一样的麻木。
王府大宅正是郭沫若致命的弱点。俗话说：“拿人手软，吃人嘴软”，住在这样一栋华屋中的国家副主席、中科院院长，只能是住了人家的房子骨头软。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牺牲，就没有什么能够坚持的了──一个儿子精神分裂、在军人中自杀，一个儿子活活地被造反派打死。作为父亲，他连一声抗议都不敢发出。“要作时代的留声机”，他留下了些什么样的声音呢？留下了一曲回荡在白骨与废墟之上的“欢乐颂”。
爱默生说过：“人文知识分子不应该把对知识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追求知识和真理是不可能为他带来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质利益的。他只能依赖另一些职业生存，例如充当灯塔守望者。”不知道郭沫若看到这段话会是怎样的一种感觉？他把文学和学术当作了换取显赫头衔和王府大宅的等价物，他比待价而沽却狼狈如丧家之犬的孔子要幸运得多，他获得了政权所能给当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礼遇。然而，这种礼遇背后却是对其人文价值的彻彻底底的消解。他渴望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他必须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他的人，他的书，留下的仅仅是一道前车之辙。
在给“小朋友”陈明远的信中，郭沫若才吐露出他的一点点心声，好像是向秀当年的《思旧赋》。其实，中国知识分子生活是一处亘古如斯的历史时空。从向秀到郭沫若，一步也没有迈出去。所谓“现代”，实质上还是古代。王府花园依旧，主人仍也只好依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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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一九四七年七月，山西兴县。一名被押绑的中年知识分子被武装人员押送到破庙后的僻静处，大刀抡起，刀落头落，鲜血狂喷。之后，尸首被扔进一眼枯井，倒入泥土掩盖，从此消失。
被杀的人的名字今天已经不为人所知。然而，他的死却开启了一幕悲剧，一幕本世纪下半叶知识人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人们以为文革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却认为，那仅仅是高潮，一切早已经不知不觉地开始，那位被杀戮的书生，是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他的名字叫王实味。
一九二五年，王实味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之后的北京大学，宛如百川归大海，有容乃大。与王实味同班的同学里，有一位也是将在本世纪文化思想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他就是胡风。一九二六年，王实味在北大四斋创作短篇小说《杨五奶奶》、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并向《现代评论》投稿。主编陈西滢读完之后，大加赞赏，破例开出三十元的稿费。在自叙传式的中篇《休息》中，烈焰般的情感与怒涛般的浪潮展露出作者超凡的才华。王实味以稿费维持生活，后来实在无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半途休学。此后，他开始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数年间，他一共翻译了上百万字，如奥尼尔的《奇异的插曲》、哈代的《还乡记》、都德的《萨芙》、霍普特曼的《珊拿的邪教徒》。他的译文别具一格，有著“蓬勃的人性之热与力。”
一九三七年，在抗日的烽火中，王实味奔赴延安，延安是那一代青年人心目中的“灯塔与明灯”。他投入到马列著作的翻译与研究之中，四年内译出两百万字的著作，如《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价格、价值和利润》、两卷半《列宁选集》。由于在文艺和翻译工作上取得突出成就，他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
随著对经典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延安现实的全面观察，王实味发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是否可以不择手段而达到目的？在这样的思路下，尖锐的对立产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否必须以牺牲个体的精神自由为代价？民族的解放、社会的整合是否能与人的解放、国民性的改造统一起来？龙种是何以变成跳蚤的？
理论家的悲剧缘于理论的尖锐和实践的固执。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开始。这实际上是十五年之后那场规模更大的“阳谋”的预演。二月十七日，王实味在《谷雨》杂志上发表杂文《政治家、艺术家》，接著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野百合花》。他承续了鲁迅“改造灵魂”的思路，以及北大精神中最可贵的一面“常与黑暗势力抗战，即使只有自己”。他在天上见到了深渊，他毫不留情地批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坚持艺术家的责任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从而与“欣欣向荣”的主潮形成激烈的冲突。
医生遇到了讳疾忌医的病人，“真”与“假”的命题被强权置换了。在延安，王实味大概是研读马列原著最深入的“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但是，当众多不读马列的“真马列主义者”把他当作“异端”之后，他便成了“反革命茅坑”中的“假马列主义者”。假如马克思地下有知，恐怕连苦笑也笑不出来吧？正如鲁迅所说：“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著，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样感叹。所以，如果活著，只得迫害她。待到伟大的人物化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大时，他已经变为傀儡了。”
“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批判一开始，王实味没有低头认错。自东汉以来，河南人就颇有“强项”之气。身为河南人的王实味又禀赋了北大的抗争精神，喊出了“绝对民主”的口号。他说，作为人格独立的知识著“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对经典理论的爬梳与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使他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
正如卡夫卡所说，太阳的光芒市场会被乌鸦的翅膀所掩盖。扑面而来的是对王实味暴风骤雨式的批判。在巨大的压力下，王实味被迫检讨自己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的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然而，随著毛泽东和康生的介入，批判的性质很快发生改变，由“思想错误”变成“敌我问题”。与王实味有交往的同事、朋友陈传纲、王汝琪夫妇和潘芳、宗诤夫妇也被牵连进来。一个“反党五人集团”产生了。一九四二年底，王实味被关押，受到残酷的“逼供信”的审讯。一九四六年，康生亲自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奸细分子”的结论。一九四七年三月，胡宗南军队占领延安。在撤离过程中，保卫部门认为王始终是祸害，因此“根据王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秘密处死”。
一颗“对于一切被践踏与被欺侮著怀有无上悲悯”的心灵停止了跳动。这不仅仅是一颗心灵停止跳动。我把王实味的被杀看作“前文革时代”的开始。因为王实味的被杀，意味著“思想”可以被定罪，“思想者”可能遭到“秘密处决”的命运。
一九零三年“苏报案”，清廷暴怒，欲凌迟处死章炳麟、邹容。但租界当局坚持依法处理“国是犯”，判决极为轻微。由此给这个“思想狱”的大帝国带来一线生机。“苏报案”下启五四新文化运动，十六年之后，思想狂飙得以突进。中国迈出走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在失控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真空里，言论与思想的自由在某种制度上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均有赖于此自由之风。
自由走向自由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