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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以来，“刘项观始皇”式的“英雄崇拜”或“皇帝梦”绵延不绝，“吾当取而代之”或“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成为无数中国的人生格言。对于那些聪明者而言，人生理想无非如是：当皇帝不成，退而求其次，可以当帝王师；当帝王师不成，再退而求其次，可以当太监。中国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一言以蔽之，均成为秦政的守护卫士和君王的辩护士。长期养成的惰性，使得民众和士大夫均认为君王的存在和君主独大的地位是顺理成章的、必须的，没有君王大家反倒无法生活下去了。于是，谭嗣同以法国和朝鲜为例，阐明此一惯性思维的虚假性：
法人之改民主也，其言曰：“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朝鲜人亦有言曰：“地球上不论何国，但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命为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夫法人之学问，冠绝地球，故能唱民主之义，未为奇也。朝鲜乃地球上最愚闇之国，而亦为是言，岂非君主之祸，至于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耶？
谭嗣同自觉地从法国大革命中汲取思想资源。与之“去君主”的誓言相对照，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实行的“君为臣纲”之伦理，使得专制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成为主流，朝代之更迭亦对此毫无影响。秦制经过明清两代统治者的高度强化，遂成为屠戮民众肉体、戕害民众精神之杀人机器。清朝由于是外族入主中原，为巩固其权力并获得汉族士绅阶层的效忠，其统治者在支持儒家思想的时候比汉族有过之而无不及。历代满清的皇帝都很重视儒学，“钦封以前各代文章、行为与思想和谐一致的名儒为‘圣人 ’。强调社会责任合伦常的宋代程朱学派是保证对社会进行牢固的思想控制的绝妙工具，因而从顺治到乾隆诸帝不断地对儒家经典本身予以笔评，页对宋儒们那些博学的论著加以笔评，并将朱熹的著作结集印行天下。帝国的权力正在创造出‘帝国的儒学’。” 到了清末，政治日渐衰败，呈现江河日下之势；文化亦是一片萧条，再也无法为其依附的政治制度提供“理论创新”。尽管如此，大清帝国杀人的能力却并未减弱。虽为封疆大吏之贵公子，谭嗣同亦敏锐地觉察到了朝廷已处于积重难返、无药可救之绝境，以及统治者为保卫权力“磨刀霍霍向牛羊”之杀机：
今日所用，不但非儒术而已，直积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犹谓不当变者，抑尝深思而审处上下古今一综计之乎？然以积乱二千余年暴秦之弊法，且几于无法，而欲尽取周公之法之几经历代圣君贤相创述因革，衷诸至善，而后有此郁郁乎文之治，为两汉所可复而不复，而使一旦复于积重难返之时，则势亦有万万不能者。
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夫彼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如庄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田成子窃齐国，举仁义礼智之法而并窃之也。
在谭氏所生活的清末，此种专制主义制度已到了“无法”和“无情”的阶段，儒学的面纱已拉下，谎言与欺骗已不足恃，剩下来的惟有恐怖而已。专制制度的最恶毒之处，便在于其钳制人心。比起人身失去自由更可怕的，是人心失去自由。专制之制度可覆灭之，而自由之心灵的恢复则困难百倍。这一事实让谭嗣同不得不悲观。秦政之毒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沉淀下来，终于到了快要决痈之时刻。此乃黎明前夕之黑暗，虽然光明即将来临，但此刻却正是整个黑暗时代中最为黑暗的时刻。此乃病入膏肓的专制皇权之“回光返照”，但此最后的博杀却足以吞噬若干先知的生命。谭嗣同在写下这些悲凉的文字的时候，已然感觉到了自己终将不免——面对冷漠的长城，谭氏又是一个长歌当哭的“孟姜女”。
“孟姜女”的哭声在漫长的历史中只是二三异数而已，官修史书不是此哭声的“回音壁”。史官的作用在于维护帝国稳定，在此大原则之下他们认定“孟姜女”乃是 “不稳定因素”，竭尽所能将其从历史中剔除出去。然而，秦政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稳定”，因为专制制度本身的若干特质决定了它只能是一种“超不稳定结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它成为自身的颠覆者。秦政将君权神圣化，并有“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为支撑，但始终无法克服这样一种原生的自杀性机制——它将权力绝对化于一人之身，任何人必有“人所无法避免的弱点”，此弱点稍一暴露，立即会为他最亲近者所乘，“有如一个巨大的机器的发动机里投下一颗小石块，转眼之间，便全部失灵，乃至破坏。并非这一颗小石块有这么大的破坏作用，而是它凭借了全副机器得以运转的中心，才有这么大的作用。” 公元一九一一年，肇始于武昌的一场小小的兵变，成为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垂死挣扎多年的满清帝国终于被它所彻底压垮。两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君主专制政体至此划上了半个句号。这一结局，也许早在谭嗣同的预料之中吧。
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仁学》之中。《仁学》是在谭嗣同被难后数月之内，于一八九九年一月起，分别在上海出版的《亚东时报》与日本横滨出版的《清议报》陆续发表。“当时中国的读书人，除了顽钝不化的以外，可说没有不被他的慷慨义烈的精神所震撼的。” 谭嗣同刚过而立之年即死难，未及对《仁学》书稿进行打磨与拓展，其思想也不可能完全臻于“成熟”。加之他身处晚清新旧传统混杂的思想格局中，交往之师友众多，他个人的思想也庞杂而多变。尽管如此，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前夕，谭嗣同敏感地触摸到了这一尚且微弱的脉搏，博采众家，酿出了自己深具批判力量的 “仁学”思想体系。
谭嗣同的死难证实了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传统“自我毁灭”之特性，维新变法亦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手忙脚乱的“新政”反倒大大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如徐复观所论：“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架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补救到要突破此一专制机器之时，便立刻被此一机器轧死。一切人民，只能围绕着这副机器，作互相纠缠的活动；纠缠到与此一机器直接冲突时，便立刻被这架机器轧死。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核心，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方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溢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时中国社会停止不前的总根源。研究中国历史，不把握到这一大关键，我觉得很难对中国历史作出正确的理解。” 由是观之，谭嗣同乃是抱着与此一机器同归于尽之心赴死，他虽然英年早逝，但此一机器也终至崩溃，如钱穆所云：“复生身后，所谓冲决网罗之思潮，则演进无已。辛亥革命，君臣一伦终于毁灭，平等、自由之声浪日呼日高。凡《仁学》与《大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