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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要提醒爱国者们不要急着为此感到骄傲：在“宾利中国”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中国：山坳上的中国、黄河边上的中国、灾民的中国与饥饿的中国。香港女记者张宝华在《新闻背后》一书中写到了她到四川凉山州采访的经历，我读了之后难过得几天都无法释怀。张宝华到达的是凉山州美姑县一个海拔两千三百多米的山村，她写道：“村民所有的衣服和鞋，全是破的，他们个子很小，很瘦，脸上没有光彩，也没有希望，摄影师拍摄他们时，他们只是僵尸一样地站着，任你拍摄。更令人感慨的，是我发现这里的人竟然要与畜牲挤在同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仿佛牲畜比人更矜贵，一个家庭一年之后不足三百元人民币的收入，比国家定下来的贫困线还要低许多。”对此，从小生活在富裕的香港的张宝华感叹说：“我不禁想，一个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为什么农民一点都不能受惠呢？今天的上海已经称得上是全世界瞩目的现代化都市之一，然而我眼前的这些农民，这些孩子的苦乐却无人过问。……试问，当人的生命连猪狗都不如，当人的生存丧失了价值时，社会的希望何在？”我是四川人，我去过四川的很多地方，却没有去过凉山彝族自治州。我去过西南、西北的许多贫困地区，却没有见到过像张宝华笔下这么贫困的人民。作为理应关心社会枯荣的一个知识分子，我在向张宝华小姐表示的敬意的同时，自己也感到了深深的羞愧和痛苦。
中国未来的希望是否能寄托于几十辆、几百辆宾利车上？宾利车主的富裕与彝族山村农民的困苦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这是需要经济学家们来回答的问题。可惜的是，今天的经济学家们大都成了官的帮忙与帮闲、商的帮忙与帮闲。虽然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我知道，我不会为中国正在变成“宾利之国”而感到自豪。因为我深知：一个强取豪夺的社会、一个杀贫济富的社会、一个流氓得志而人人羡慕流氓的社会，不可能拥有长治久安，不可能实现和谐、法治与公正。
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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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位，也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位。已经出版的传记和研究著作有数十册，可是这些书中的“郭沫若”与真实的郭沫若相去太远了。周恩来说过“有人说，学术家与革命行动家不能兼而为之，其实这在中国也是过去时代的话。郭先生就是兼而为之的人”。周氏的这一评价显然是褒词，但我们不妨从反面观之：恰恰揭示出郭氏的悲剧所在──将为人、为文、为学、为政搅成一团，终于导致了独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
早在五四时代，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虽然他激情万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调越显得底气不足。他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的一个旧式家庭，从小受好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朴、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著先天的不足。他没有接触到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没有现代自由意识作参照，既难于确认自我的价值，更不可能建构起现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学领域里，他还可以凭借天才登高一呼，一举成名；在政治领域，他却不由自主地成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剧。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艺论集》中说，“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大众的尾巴”、“尾巴主义万岁”。这种极端的民粹主义导致了他对主体性的主动摒弃。一九四九年以后，作为诗人与文学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但人们仍然把他当作文化巨人来看待，这确实有点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玩笑”，但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我翻阅他此后所写的作品，大致有三类：一是歌颂党和领袖的伟大；二是捍卫党的原则，奉命讨伐异端；三是挖自己的心、忏悔自己的不洁。”《女神》之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算他还有自知之明，但从《女神》的作者、五四的弄潮儿，退化到给毛和作旧体诗的文学弄臣，这“向后走”的几步实在令人触目惊心。我不禁想起鲁迅小说《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像苍蝇一样飞开去，绕个圈，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郭氏一生，与魏连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责其“无耻”，纯粹从道德角度评判，毫无建设性意义。与其斥责郭沫若，不如换个角度剖析“郭沫若现象”，方能为今天的知识分子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参观过。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号，清代这里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为蒙古驻华大使馆，此后宋庆龄曾在此居住。后来，郭沫若于立群夫妇迁入。按“规定”，这是副总理、副委员长一级领导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结构，但是其高大、宽敞、厚重、精美，远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拟。里面还有大大的两重花园和一座假山，朱门由警卫把守著。“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诗人，我们只能如实地把它看作一座宫殿，而不是诗神缪斯的殿堂，更不用说杜甫的秋风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传记的作者不无感慨地写道。
可郭氏就在这样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写作文革中轰动一时的《李白与杜甫》。文章荒谬到这样的程度：杜诗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氏便分析说，杜甫必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则有三重茅。邻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点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责，可见其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人”。毛扬李抑杜，郭立刻察颜观色，炮制出这样的千古奇文，终于与毛达到最佳的默契。难怪周扬说：“郭沫若同志对无产阶级、对革命、对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感情贯穿了他的一生”，周恩来也说：“郭老是革命文化的班头”。周氏的“班头”一词用得绝妙，郭虽然为1949年以后的“第一文人”，实际上仍是“倡优畜之”──班头，不过是戏子的头儿罢了。司马迁早已窥破“文人”的地位，同样是搞历史的，晚生两千年的郭沫若却一直被他的角色“套牢了”。甚至两个儿子的惨死也没有令他清醒过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帮被捕后的第九天，写下《水绸歌头粉碎“四人帮”》词一首，上阙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梁梦”。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则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还穷数年之精力作《武则天》以献内廷。年底，又作一曲《东风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其中上阙是“战果辉煌，凯歌高唱，东风欣有主。梅花万树朝阳，铁骑干营迎曙。严经考验，新历史重整机杼。望前途曲折光明，迈出坚强步伐。”骨子里依然是奴隶，奴隶必然忍受不了没有主人的日子，旧主子刚死，他又开始寻觅新主人，故有“东风欣有主”之句，一个“欣”字，勾勒其心情神貌，惟妙惟肖。可惜，这个新主人却是“庸主”华国锋。
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时，周扬曾到病房与之长谈。周扬说：你是歌德，但您是社会主义时代的新中国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书这样写道：“这位《浮士德》的译者，听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样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骄傲。”我相信郭氏的笑并非苦笑，而是真心诚意的笑、心满意得的笑。正因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剧才达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个周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旧书摊上，看到一叠一叠的《郭沫若全集》，装潢精美，纸张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几乎无人间津。摊主对我说，积压了很久，书库当作废纸批发给他们，他们拿到大学校园里，希望能以每本一两元的价格卖出一些。我挑了几本，倒不是怜悯书的不幸命运，而是作为现代文学研究者，郭氏的著作毕竟还有史料的价值，抱著几本大书回宿舍时，我痛切地感受到，历史是多么残酷无情，任何人都逃避不了历史的评判和奖惩。鲁迅的全集不停地再版，现在卖到六百元一套居然还供不应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却只能沦落到旧书摊上贱卖。郭氏当年骂鲁迅是“双重反革命”，殊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