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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雕塑石头，不如塑造人的心灵。
尽管祭司宣布，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强调说，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并不拥有真理，但他是一个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热爱者。他解释说，这就是“哲学家”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智慧的热爱者，智慧的寻求者，而与“智者”相反，即与自称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认为，政治家必须是哲学家——他们还有重大的责任，它们必须是真理的探求者并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苏格拉底的生命在街道上、运动场和广场里。他滔滔不绝地跟几十、几百个弟子和信徒谈话；或者赤足行走、突然站住，在街道中央立成一棵树。按照波普的说法，他是道德主义者和感情主义者，“他典型地属于这样的人，他批评任何形式的政府的缺点，但他又承认忠一户国家法律的重要性”。他是纯粹的民主派，他曾勇敢地反对三十倍左的独裁政权，他更勇敢地反对日益失去自身真正目的的民主制。于是，统治者和庸众把他指认为“反对民主的叛徒”。
苏格拉底自己一生中没有写过一行字，他的思想通过弟子们则已录部分地流传下来。‘推想要推动世界，就让他先推动自己。”他领会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做一只“牛虹”，把民众从冷淡、驯服、自我安慰中唤醒。“不管有什么权威，我也只依赖于找知道得很少的这个认识。”他是个教育家，他相信教育的使命也是政治的使命。他认为改善城邦政治的途径就是教育公民进行自我批评。上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宣称自己是“这个时代唯一的政治家”。
这样的人无论在怎样的体制下都是最危险的人物。独裁者克里提阿斯说：“我们要除掉长庤疮的羊羔，庤疮传染得愈快，我们愈要加紧清除。”民主政体下的执政官阿尼特说：“这个流浪汉恨不得把我的肠子挖出来。”于是，一道一道的禁令下来了：禁止苏格拉底跟30岁以下的青年人谈话。
要以塑造活人的灵魂来代替塑造静止的人体，这是一种天真而危险的疾好。然而，命运选择了苏格拉底。他摆脱不了命运，命运像蝎子一样蜇得他发痛。他一贫如洗，承受妻子的责骂；他如履薄冰，面对敌人的暗箭。最可怕的还是那些他所热爱的、教导的。为他们的利益而奔波的雅典公民们，他们背叛了哲学家，却宣布哲学家是叛徒。法庭上，由陪审员向瓦罐里投豆子——白的代表无罪，黑的代表有罪。结果，黑豆比白豆多，苏格拉底这位民主的捍卫者却被民主所处死，这位创造民众命运的人却被民众决定了他的命运。此时，他发现自己未能战胜人在走向真善美道路上的主要障碍——“贫困的邪恶”和“黄金的邪恶”。穷人和富人居然联合起来处死他。他终身与不平等作战，“我的智慧在此枯竭，我的痛苦和忧患由此开始”，但他却成了公认的罪人。
弟子们劝苏格拉底逃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将以他的死来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义。这是一个人对人类的背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叛，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换上雪白的长衫，静静地接过毒芹计。喝下之前，他还微笑着欣赏碗上清晰的花纹。饮完之后，他开始在站成一排一动不动的朋友们面前走来走去。然后，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边，躺下了，把一束黄金花紧紧贴在胸前。
最后一刻，苏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没有离开黄金花，“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太阳——只是要让它发光。”被宣判为叛徒、邪恶地创造新神的苏格拉底、太阳神的教子，直到生命的终结，对尘世生活的美，对人和自然界的和谐一致，都抱有偶像崇拜的乐观信念。
他的死，震撼了所有身上有太阳的人。
他的死，与耶稣的死、释迦牟尼的死同为人类心灵史上的三块高耸入云的里程碑。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追求真理的人。
有史以来，无数的“权威”以“真理”的名义，毁灭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无数的“异端”对权威发出必败的挑战，在身败名裂之后完成了对真理的捍卫。
茨威格笔下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一名“异端”。“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这是叛徒们所共享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类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它的份量比汗牛充栋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沉重。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赋的，而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却是后天孕育的。与愚昧作斗争，除了智慧，还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热爱自由，首先就得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象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这本身就是英雄的举动。
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他是一个穷学者，党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来，当狂热的宗教徒追措异教徒并对待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他站了出来。
他的对手是加尔文，是日内瓦政教会一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权力足以同罗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这是一场“苍蝇撼大家”的劳而无功的战斗：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就物质力投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大。
西班牙神学家塞维特斯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被加尔文宣布处以死刑。“我们判处你，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的书稿和印就的卷积也一起烧掉，在烧得你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未回，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作滚辙的犯罪人们的奖告。”暴行造就f普遍的沉默。整个欧洲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文在日内瓦导演这出喜剧。人人都闻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人人都听到了受刑者持续半小时的尖叫。加尔文对这一“虔诚的虐杀”非常满意，吹嘘这是伟大的功绩。
这时候，又一个叛徒出现了，他大声呼小“寻求真理，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这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思想。在蒙昧主义盛行的欧洲，民众只知道恐惧，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伏在神的脚下，不知道沿着神走过的寻找光明的道路阔步前进。民众是庞大的，却是软弱的，他们任由暴力要弄人道，自动交出自己的心灵。卑微的卡斯特利奥就从这样的民众之中站出来，发表了《答加尔文书》。他写道：“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这是一个角色错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权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欧洲，只有卡氏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在风中传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枉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
加尔文手上的鲜血被曝光在阳光之下。他惊恐不安地抛出驳斥文章《恶棍的谬论》，谩骂卡斯特利奥是小偷、流氓、读神者，野蛮的文字一页比一页下流，结尾是“愿上帝消灭你，撒旦！”他调动一切力量，实施一切可能的对卡氏的打击。加尔文指示宗教会议通过法令，禁止在辖区内传播卡氏的著作，并通过外交压力，迫使卡氏的著作无法在巴塞尔出版。卡斯特利奥说：“为什么你把己所不欲的施诸于人呢？我们争论的是宗教事务，然而，你为什么要压制你对手的言论自由呢？”加尔文则高兴地叫嚷：“背着人叫的狗不咬人，可以不用害怕。”
加尔文的手已经卡在最危险的叛徒——主张宽容的卡斯特利奥的喉咙上。看来，监狱和火刑柱是这名叛徒的归宿。幸运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1563年12月29日，卡氏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48岁。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了。这场战斗仍然在继续着。只不过换了主角，战斗的性质依旧。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