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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坛三户》中对王朔的分析更加精彩。循着朱学勤的思路，王彬彬深入梳理了王朔与“大院文化”之间的关系。当年，我阅读朱学勤先生评论王朔的文字时，不禁拍案叫绝。朱先生在绝大多数文章中都保持着自由主义学者的谦和大度，唯有在谈及王朔时，才显示出了压抑不住的激愤来。我理解他的这种激愤，因为他谈论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王朔，而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现象、一种反平民的“伪平民写作”。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崇尚暴力和斗争的“毛氏思维”——它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以王朔的小说和言论为素材，王彬彬概括了“大院文化”的特色：大院子弟认同并捍卫严格的等级制度，宣扬残酷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敌视文化、知识以及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王朔是大院里的孩子，他与北京本土的文化传统（如老舍的北京、《城南旧事》的北京）毫无关系。有人仅仅因为王朔在小说中运用北京方言就认为他是“京派作家”，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王朔只能是“毛派”——今天能够让他实现“鸿鹄大志”的，是“毛派”游击队最活跃的尼泊尔山谷。
我同意王彬彬对余秋雨的一个整体性的评价，他认为：“余秋雨是反对学者固守书斋的，他走出了书斋，但却没有踏上大地，而是飘荡在云空。他所说的每句话似乎都与现实有关，但却几乎没有一句能落到实处。也可以说，余秋雨是以一种积极投身现实的方式在巧妙地逃避着现实。他比许多固守书斋的知识分子离现实远得多。余秋雨的文化姿态的确显示出他有着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这使他获得了巨大的世俗成功，但也妨碍了他在学术和艺术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这一评价是客观而公正的。我注意到余秋雨的那篇写庐山的才情潇洒的文字，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与庐山的渊源都被他写得淋漓尽致。然而，作者偏偏回避了“庐山会议”这一重要的史实。当年，庐山上的那场“神仙会议”直接决定着千万凡人百姓的生死存亡和中国当代历史的基本走向。博学多才的余秋雨不可能不知道领袖们曾经在庐山上开过会、不可能不知道彭德怀的悲惨遭遇、不可能不知道当时饿殍遍野的事实，而他在明明知道的前提下故意回避，其背后的利弊考虑显然是耐人寻味的。此一例子足以说明余秋雨有着“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而正是这种“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导致了中国文人普遍的“软骨症”。
王彬彬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忏悔”问题以及我对余秋雨的批评。在“余杰有多大的失误”一节中，王彬彬指出：“余杰最大的失误在于把‘忏悔’与基督教情感、基督教意识、基督教观念搅和到一起。”他进而认为：“余杰的文章，之所以招来许多人的嘲讽和批驳，与他的那一套基督教神学话语该有相当的关系。”我同意他后面一个现实的描述，但我认为，这不但不是我的失误，反而是我讨论这一问题的最终目标。从策略上来说，如果不引入基督教话语，的确更容易让我的观点为国人所接受。但是，我要追问的是：脱离了信仰的背景，讨论“忏悔”还有什么意义呢？虽然佛教中早有“忏悔”一说，但只有在基督教文化中，“忏悔”才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维全面地呈现出来。没有对人本体的“罪性”的认识，自发地产生“忏悔意识”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坚持自己所体认到的真理，比获得别人的赞同和表彰更重要。尽管嘲讽和反驳我的人多，并不能说“正确答案”肯定就在多数人的那边。
即便是王彬彬这样一位优秀的文艺评论家，也对信仰和宗教问题表现得如此淡漠乃至反感，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同时，这也显示出在当今中国，信仰的缺失是何等严重。我对余秋雨的批评和对“忏悔”问题的关注，其实是想凸现出“有信仰的人生”与“没有信仰的人生”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没有信仰的人生只能是“优孟人生”——知识改变不了生存的质量，文化也改变不了生存的质量，唯有信仰能够像光一样照亮我们的生命。在我的几篇相关的文章中，“忏悔”显然比“余秋雨”重要，“引进新的精神资源”显然比“考据历史旧账”重要。然而，进入到公共传播领域之后，“重要的”却变得“不重要”了，而“不重要的”则变得“重要”了——这就是媒体的“魅力”。“忏悔”迅速成为一个“时尚”的词汇广泛传播，后现代文化展现出其强大的解构能力，“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在一瞬间就变成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因此，这场讨论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刘小枫在的《拯救与逍遥》中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思想界日渐忽视或轻视西方精神结构中的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在今天这样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转型期，我们不能继续无视信仰的意义。尽管王彬彬不无尖刻地批评我“以一种基督教神学家的口吻来阐释‘罪’和‘忏悔’”显得“有些荒谬”，但是我想反问的是：既然你已经发现了“帮闲”是中国文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帮字号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潮，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可怕的状况呢？文人选择“帮闲”的角色，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缺乏恒定的信仰吗？如果没有新的精神资源的引入，仅仅依靠中国本土儒道释法的传统，是否能够锻造出崭新的人格形态来？昔日梦想“为天地开太平”的新儒家诸子，在“伟大领袖”的面前，哪一个不是五体投地呢？今天顶着哈佛耶鲁博士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在巨额金钱的引诱下，哪一个不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品性的改变、人文精神的树立、学术尊严的确定以及良心的呵护，都需要恒定的信仰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我们无法求助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精神资源，正如刘小枫所论：“深渊与拯救乃西方精神中涉及个体和社会的生存意义的恒长主题，一如出仕与归隐是中国精神中价值抉择的恒长主题。在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看来，人处身于罪的沉沦与上帝的拯救的中间状态。人的自由意志属于坠落与得救的生存抉择，人生的潜在可能性恰恰在于光明变黑暗、天使变魔鬼的辩证法。圣子耶稣流泪的双眼正因为看到人的德性的脆弱，方才以自己的亲身受难和自我牺牲的爱托付难免跌倒的人身。”儒家虽然号称“内圣外王”，但从来都是自欺欺人。在没有信仰、也没有爱的中国，只能诞生郭沫若、余秋雨之类才华横溢的“变色龙”，而出现不了像马丁·路德·金、索尔仁尼琴、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这样成为道德和文化象征的知识分子。批评一个余秋雨改变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面貌，面对无穷的利益的诱惑，“文坛三户”还会“长江前浪推后浪”般地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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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们
阿瑞斯山天然半圆形剧场人山人海。雅典最高民众法院及陪审法院5000人会的十分之一组成的陪审团业已就座。
这是雅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判。审判的罪人是全希腊最有名望的人——苏格拉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认国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蚀青年”。
苏格拉底出生的时候，不是以哭声而是以笑声向世界致敬的。少年苏格拉底在父亲的培养下，已雕刻出伟大的作品，受到伯利克里的赏识。但他就在取得一位雕塑家最辉煌的成就之前，转行研究哲学——与其雕塑石头，不如塑造人的心灵。
尽管祭司宣布，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强调说，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