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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发现，每一朝代，均有帝王与士人共同制造与刷新此“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帝王在上，为主宰；士人在下，为帮凶。若干开国大帝，实为流氓无赖；若干道德君子，实在道貌岸然。两者上下互动，狼狈为奸，共同实施愚民之策与虐民之政。各代之大儒，均为无耻之御用学者，通过理论阐发、修史及编撰“百科全书”，为帝王提供“御览”，亦以之为自己的“敲门砖”。自秦以下，有汉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宋之“存天理，灭人欲”，程朱之学集为大成，使得中国人彻底失去了自由和独立。“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理论，一方面使君王凌驾于一切人之上，同时又使大多数人不成其为人。权力支配一切的古代中国文化，只能是专制主义的附庸。” 这就是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深刻认识。这种对中国思想史的重新解读，也呼应着谭嗣同对当下现实情境的体认。他是在谈论历史，更是在谈论现实，因此切中了“感时忧国”的晚清至民初的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如林毓生所言：“谭嗣同对以‘三纲’为代表的旧礼教攻击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刺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谭嗣同之后，“否定三纲变成一股历史潮流，因为这一股历史潮流，传统秩序的思想基础由动摇而瓦解。谭嗣同就站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尖端，它的抗议精神变成瓦解传统政治社会秩序的前锋。这时他的抗议精神的历史意义。” 在此意义上，谭嗣同开启了五四文化启蒙运动之先声。
（三）中国历史的二元结构：“秦始皇”与“孟姜女”的对立
通过对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与文化传统的批判，谭嗣同进而发现了中国历史中的隐形的二元结构，即“秦始皇”和“孟姜女”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实质是：专制主义与个人价值的对立，奴役与自由的对立。
谭嗣同在生前多次谈及死亡的问题。此哈姆雷特式“活着，还是死去”的形而上之天问，在谭嗣同这里更成为一个政治学上的命题——人应当为君王而死，还是为正义而死？君王与正义之间是何种关系？为什么秦始皇有权命令孟姜女为他而牺牲，孟姜女却不能要求秦始皇为她而牺牲？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会赞同秦始皇对孟姜女的人身和精神支配权？
这背后就牵扯出“死节”的概念来。所谓“死节”，乃是帝国对臣民的一种政治制度性的安排，也是一种文化道德上的要求。它是对奴隶的最后的、也是最彻底的掠夺。“民之俯首帖耳，恬然坐受其鼎镬刀锯，不以为怪，固已大可怪亦，而君之亡犹欲为之死节。故夫死节之说，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君亦一民也，且较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 千百年来，士大夫和老百姓皆以为“死节”为理所当然之事，谭嗣同却发现了这一学说内在的自相矛盾性：
王铁珊之祖，死节者也，尝与论死节之理曰：“君臣以义合者也，人合者也。君亦一民也，苟非事与有连，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则敢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断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是以宦官、宫妾自待也，所谓匹夫匹妇之谅也。况后世之君，皆以武力强取之，非自然共戴者乎？又况有彼此种类之见，奴役天下者乎？”铁珊击节叹赏，称为圣贤之精微。并言刘夫子于古今君臣之际，亦尝慨乎言之。而同乡某或疑为不臣。噫！人心锢蔽，至于如此。焚书以愚黔首，不如即以《诗》、《书》愚黔首。秦真钝人哉！
谭氏破除民对君的附属性，石破天惊地指出“君亦一民也”甚至“较寻常之民更为末也”的真理。他认为，在人格与智力上，民与君是平等的。使得民众“奴在心者”的麻醉剂，乃是建立在“成王败寇”价值判断上的“忠义观”。此“忠义观”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叛逆者，君主创之以恫喝天下之名。不然，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来者也。不为君主，即詈以叛逆；偶为君主，又谄以帝天。中国人犹自以忠义相夸示，真不知世间有羞耻事矣。” 一个有自由意志、人格尊严和选择权利的人，“止有死事的道理，断无死君的道理”。后来，谭嗣同选择从容就死，不是为君王而死节（虽然他对光绪评价甚高），乃是“舍生取义”（这里的“义”已不同于传统文化中的范畴，乃是一种崭新的、更高的价值）。谭嗣同的这一举动，改变了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对“孟姜女”压倒性的优势，为后人树立起了一种崭新的价值座标。
要理解“秦始皇”与“孟姜女”的对立，首先就应重估秦始皇之是非功过。“儒表法里”的意识形态及其附属的史观，以秦始皇为大英雄，推而广之，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康熙、乾隆等阴险惨刻之专制君主皆为大英雄，而且有更大的英雄要“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英雄史观。对此种“英雄史观”作逆向思考，秦始皇的“征服史”即为孟姜女的“沦陷史”，秦政的实行史即为自由的湮没史，如任不寐所论：“所谓‘千古秦制’，中国沦陷史始于秦，始于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就是这个征服者，五千年来却一直有人视之为英雄。于是中国的历史就不是孟姜女的历史，而是秦始皇的历史。” 被秦始皇所垄断的历史，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呢？鲁迅斥之为“吃人”及“人肉宴席”，谭嗣同论之为：“竭天下之身命膏血，供其盘乐怠傲，骄奢而淫杀乎？供一身之不足，又滥纵其百官，又欲传之世世万代子孙，一切荼毒不可思议之法，由此其繁兴矣。” 秦始皇的所谓“统一”难道给民众带来幸福和平安了吗？他运天下于股掌，驱人民如奴仆，修建骊山陵墓光人力便征调了七十五万，劳累而死者不计其数。其陵墓高三十丈，周围五里，内部穹顶以珍珠嵌成日月星辰，下面则用水银造成江河大海。北筑长城的工程同样荒唐，《史记》中记载这一巨大的工程竟然是嬴政听信一个术士“亡秦者胡”的鬼话而决定启动的。《汉书》中记载，此一工程使得“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孟姜女只是其中的一个卑微的牺牲者而已。这样的帝王却被歌颂为中国历史上的天大的英雄，倘若坚持如此史观，只能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状态仍然处于幼稚园的阶段。任不寐以“灾变论” 的角度观之并得出如下结论：“耶稣在灾民社会永远不是英雄。灾民社会的英雄永远不是受难英雄，而是强力英雄或皇帝英雄。这种英雄崇拜实质是力量崇拜而不是道德崇拜，不仅仅是偶像崇拜而且是自我崇拜——每个人都想‘取而代之’，因此对‘英雄的崇拜’无非是得到一种‘想象力执政’。” 也正是这种非理性的“英雄崇拜”和“想象力执政”，以及“国家强于社会”的中央高度集权政体，成为两千年来中国社会缺乏活力、未能生发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原因，亦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个人崇拜泛滥及文革惨剧上演的内在动力之一。
在近代思想家当中，谭嗣同是批判秦始皇最力者之一。他发现，秦始皇的可怕之处在于：他成为后世多数帝王效法的对象，他所创设的制度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的样板。比其个人暴虐的性格更值得注意的是，秦制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定格为专制主义的循环之中。唐德刚在分析“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大机器”时指出：“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驱之东则东，赶之西则西，人民无不俯首听命。一纸中央文件，便可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底。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 在秦始皇之下，还有千千万万个“小秦始皇”。毛泽东生前多次称赞秦始皇，显然并非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