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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通行语言，系英国的，法国的？”
对：“英语为买卖话。外洋以通商为重，故各国人多能说英国语。至于法国语言，系相传文话，所以各国于文札往来常用法文，如各国修约、换约等事，即每用法文开列。”
问：“你既能通语言文字，自然便当多了，可不倚仗通事、翻译了？”
对：“臣虽能通识，究竟总不熟练，仍须倚仗翻译。且朝廷遣使外洋，将来将成常局，士大夫读书出身后，再学洋文洋语，有性相近、性不相近、口齿易传、口齿难传之别。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臣将来于外国人谈议公事之际，即使语言已懂，亦候翻译传述。一则朝廷体制应该如此，一则翻译传述之间，亦可借以停顿时候，想应答之语言。英国公使威妥玛，能通中华语言文字，其谈论公事之时，必用翻译官传话，即是此意。”
在这段对答中，曾纪泽向慈禧介绍了英文和法文的不同用途，他的说法基本符合当时国际社会的惯例。曾纪泽还试图纠正慈禧过于注重洋务人才的外语水平的错误观念，详细阐述了通外语与通洋务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办洋务必须“熟于条约、熟于公事”，如果说办洋务是通才，那么通外语则只是专才，因此办理洋务之难，难于精通洋文洋语。具体到翻译人员的运用上，曾亦指出，即便是精通外语的外交官，在与别国人士正式对话的时候，也需要翻译的帮助。曾氏已经意识到，外交是一门相当专业化的工作，它需要各种类型人才的相互配合，而不可能一个人精通所有项目、像处理内政一样“事必躬亲”。
慈禧接着要求曾纪泽在出使期间要严格约束随行人员：
旨：“你随行员弁，均须留意管束，不可在外国多事，令外洋人轻视。”
对：“臣恪遵圣训，于随带人员一事格外谨慎。现在能通洋务而深可信任之人，未易找寻。臣意中竟无其选，只好择臣素识之读书人中，择其心中明白、遇事皆留心者用之。至于通事、刚八度等人，大半惟利是图，断无忠贞之悃，臣不敢轻易携带。”
曾纪泽则借此机会表明洋务人才的难得：如果说今天的外交事务是一个众人都趋之若骛的领域，那么曾纪泽那个时代的洋务则是一块如履薄冰的“地雷阵”，办洋务在当时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正人君子”自然不屑于涉足，那些老谋深算的官僚也尽量绕开走。因此，许多经验丰富的买办阶层都是一些“没有祖国”的“变色龙”，根本不值得信任；而在朝廷之内又很难找到应变能力、知识储备和个人品质俱佳的人选。于是，曾纪泽甚至不得不“举贤不避亲”了。
说到人才难觅，慈禧便把话题转到同文馆上：
问：“你带同文馆学生去否？”
对：“臣带英翻译一名，法翻译一名，供事一名，均俟到上海汇奏。”
问：“他们都好？”
对：“臣略懂英文，英翻译左秉隆，臣知其可用。法翻译联兴，臣未能深加考究，因臣不懂法文之故。然联兴在同文馆已派充副教习，想其文法尚可。至于供事，不过钞誊公文，只要字迹干净，就可用了。”
京师同文馆是1862年5月正是创办的，缘于当时外语和外交人才的奇缺。在1842年，堂堂的大清都城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懂英文，朝廷只好从广东招聘两名翻译人员入京，参与翻译中英交涉的文件。当时，建立同文馆是由恭亲王倡议、而由刚刚掌权的慈禧本人最后拍板，且在高层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同文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总教习，馆内初设英文、法文、俄文三馆，此后增设了德文和东文（日文）馆。除了语言之外，也开设数学、天文、化学、物理、历史、地理、政法、医学等科目。同文馆成为近代中国汲取西方科学文化的窗口，也是近代中国外交人才的摇篮。在同文馆建立十多年之后，它已经能为中国驻外使馆提供部分工作人员了。从慈禧的询问中即可看出，她相当看重同文馆所具有的这一价值：
曾纪泽在回答慈禧的询问时，措辞相当讲究。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臧否不多，但亦可看出对手下的评价并不甚高。翻译们虽非滥竽充数，却远远不能令他满意。他挑选的翻译，有的已经担任了同文馆的副教习，他的评价也只是“想其文法尚可”。也就是说，曾氏认为同文馆的一般学生尚不足以应付出使海外在使馆中的翻译工作。曾氏一生的事业，首要在外交上，次则在教育上（特别是以同文馆为代表的西化教育）。这两处都是难处最大、争议最大的领域，也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领域：外交需要教育为之培养新型人才；而教育的变革又需要从外交界引入新的思想与新的知识。但是，在晚清的政治格局中，这两个部门不仅未能互相支持和促进，反倒互相地制约与阻隔。这种状况不是靠个人的手腕和权力所能改变的，更何况曾纪泽根本就没有李鸿章那样的手腕与权力，所以他的理想的实现程度就相当有限了，也正如丁韪良所观察的那样——“曾侯爷作为政治家，无论在海外代表他的国家，还是在国内参政议事，都表现出中国人最好的素质——谨慎、忍耐与坚强。离开英国前，曾在《东方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受到人们注意的论文，标题为《中国：昏睡与苏醒》。据传，此文预示了曾意图努力的目标。他唤醒巨人的努力究竟成功了几分，看看最近战争的结果便知。”（同前，第248页）丁韪良写下这段话的时候，北京城正在经受着来自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双重的蹂躏，而曾纪泽已经逝世十年之久了——即使能够活到1900年，曾纪泽会像许景澄等五大臣那样因“亲西方”而遭致杀身之祸吗？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在同文馆刚刚创办的时候，《伦敦与中国邮差报》曾经作了一番颇为乐观的评论：“整个文明世界与它（同文馆）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在过为何不去将这样的人培养成地方总督，乃至于各部尚书呢？他们学贯中西，意在造就一批既渗透着近代科学思想，同时又能通过科举出任政府官员的新人。”（转引自芮玛丽《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07——308页。）同文馆的建立表明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和带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与这一时期其他许多改革一样，同文馆并未动摇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格局，它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外语人才的缺乏问题，毕业于同文馆的学生中罕有能被提拔到高位的。它的失败正是因为其自身的发展导致了对儒教国家基础的挑战。在科举制度尚未取消之前，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同文馆无法吸引一流的人才的加入，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实际的利益分配问题：科举制度与仕途直接关联起来，只有研读儒家经典和精通八股文写作，方能在仕途上出人头地、获得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入读同文馆也就意味着丧失了“正途”出身，无法拥有进入仕途的“入场券”，而始终低人一等。不用说在同文馆中就读的学生了，即便是留学欧美日本、并获得外国学位的优秀人才，回国之后亦纷纷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再去考科举，如严复便是如此。其次，入读同文馆还将面临着道德伦理的指责。入读同文馆也就意味着选择今后长期与洋人交涉的生活方式，在那些守旧的士大夫眼中，这样做简直就是“自投火坑”。因此，同文馆的学生在道德上便被“不齿于衣冠之林”，这是一种更加顽固的精神歧视。大学士和两广总督瑞麟亦指出了同文馆根本性的障碍就在于：新学堂的学生依然重视自己获得做官资格的旧学而轻西学。他还认为，离开了中国政府及其官员自身革命性的变革的前提，一切要改变此种现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高级官员们即便有心改革，却缺乏制服士绅的权力；他们即使有了这种权力，作为儒教政治家，又不可能这样做。（同前，第309—310页）于是，直到满清的灭亡，外交人才的匮乏这一问题仍然未得到根本的扭转。那些比曾纪泽晚二三十年走上外交舞台的外交官们，大多也与曾纪泽有着相同或相近的感受：在数以亿计的同胞中，在数以百万计的中高级知识者中，根本找不到几名才德兼备的外交人才来充当助手。
如果抱着一种“同情的理解”的态度来解读曾纪泽与慈禧的这两场对话，后人大致会承认：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