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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很关心洋人尤其是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将直接影响到朝廷统治的有效性。于是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问：“湖南有洋人否？”
对：“湖南没有洋人，惟衢州、湘潭有天主堂，偶有洋人改扮中国装束来传教者，却也不常有。”
问：“那系法国人？”
再问乃对：“系法国人。”
曾氏的回答并不完全真实。当时已有大量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在湖南开展传教活动、修建教堂甚至定居。（参阅刘泱泱《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71—83页。）曾氏故意轻描淡写地将洋人在湖南的活动汇报给慈禧，是想让慈禧不至于过于惊恐和警惕，同时也就减轻中央对地方的压力，这种掩饰之法乃是官场的“潜规则”。曾纪泽自幼辅佐父亲处理政务，对官场的人情世故了如指掌，自然知道如何应对上面的询问。
此时，大规模的内战和外战已结束数年，同光之交的中兴之势仍在继续，朝廷在休养生息之余，亦支持洋务派整顿军备的事业，海防建设尤其为重中之重。因此，慈禧接着询问曾纪泽对海防成果的看法以及对铁甲船的观察等情况：
问：“现在各处正办海防，你想是听见的，究竟可恃不可恃，有把握无把握？”
对：“奴才此次走长江一路，直至海口，又系航海到天津的，沿路炮台均得目睹。筑炮台之处，尚扼险要，惟大炮尚未多办，经费也不充足。”
问：“你见过洋人兵船否？”
对：“仅在天津一登英国小兵船，保护生意的。”
问：“不是铁甲船？”
对：“不是铁甲船。”
问：“你看见铁甲船没有？”
对：“仅见上海机器局新制小铁甲船一只。因船身太小，出水面不很高，尚未能放出大洋。”
慈禧很想知道洋务派加强海防的努力有无实战价值，如果中外再起争端，这些海防措施能否抵御强敌。中国在第二此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首都被占领，宫廷逃到承德避暑山庄。慈禧深知洋人比太平天国的叛逆们更为凶狠——1860年，只有二十五岁的懿贵妃在战火中随丈夫咸丰帝一路狼狈逃亡。据说因为走得太仓猝，连她心爱的一窝北京狮子小狗，都做了英军的俘虏。小狗不知亡国恨，当它们被奉命前来圆明园放火的夷兵发现时，小贵族们还在追逐为乐呢。（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四·义和团与八国联军），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83—84页。）经过此役，朝廷终于正视现实，承认西洋军备之优势，自己的器械不如人，训练不如人，如要图存，必当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于是聘西人于上海、天津、宁波、福州、广州练兵、建立兵工厂，以及向外国购买军舰等等。（郭廷以《近代西洋文化之输入及其认识》，见《近代中国的变局》，台湾联经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3—34页。）
慈禧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该如何回答呢？对西方有深入了解的曾纪泽，当然知道中国目前的海防力量根本无法与之对抗，但他的回答十分婉转：他没有贸然得出结论说海防可恃或不可恃、有把握或无把握——说前者可能犯下欺君之罪，说后者则有可能得罪李鸿章等在洋务一线的实权人物。于是，曾氏在肯定沿路炮台“尚扼险要”的前提下，亦指出在海防上存在大炮太少、经费不足这两个关键缺陷。这样的回答说出了海防的真实情况，但不仅不是批评洋务派，反倒是帮助他们向上面要钱。
西方列强不远万里来中国耀武扬威，依靠的便是新式铁甲船。慈禧对铁甲船颇感兴趣，一连提了好几个问题，希望从曾纪泽这里了解到更多情况，这说明她尚有渴求新知的愿望，而并非“逢洋必反”的顽固派。但曾纪泽在军事方面并非内行，他所了解的铁甲船的知识似乎并不能满足慈禧的需要。
慈禧还仔细询问曾纪泽出洋的路线、时间以及是否在香港停船：
问：“你什么时候可到？”
对：“只要托赖太后、皇上洪福，一路平安，路上没有耽搁，年底总可到法国都城。”
问：“你没到过外国，这些路径事势想是听得的？”
对：“也有翻看书籍、地图查考得的，也有问得的。”
问：“香港安船不安船？”
对：“臣赁法国公司轮船，轮船总有载货卸货、载人下人等事，一路口岸必有耽搁，但皆由该船作主。”
由此可知，慈禧不仅对曾氏的出使路线饶有兴趣，且关心曾氏的知识来源。显然，慈禧本人也在主动拓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以便在决策时能胸有成竹。
慈禧还询问了曾纪泽在外国如何递国书，以及外国从事外交事务的政府机构的情况：
问：“递国书的日子，系由你定？系由他们外国人定？”
对：“须到彼国之后，彼此商量办理。”
问：“外国也有总理衙门？”
对：“外国称‘外部’，所办之事，即与中国总理衙门公事相同，闻英国近亦改称总理衙门。其实外国话都不同，也不唤外部，也不唤总理衙门，只是所办之事相同就是。”
此时，慈禧掌握国家权柄虽已十多年，但她并不清楚朝廷体制中“总理衙门”这一机构的来龙去脉，更不用说洞悉西方诸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架构了。最高决策者基本知识的欠缺，不是个人问题，对朝廷可能带来致命结果。但慈禧的这一欠缺也有可以理解之处：当年朝廷商定设立总理衙门时，慈禧还是一名把主要精力用于抚育幼小皇子的贵妃。所以，在以上的对话中，才出现“外国也有总理衙门”这个显得颇为可笑的问题——总理衙门乃是清廷在西方压力之下被迫成立的，其仿效西方国家外交部的体制，只不过用了更为中国化的名称而已。1861年1月13日，恭亲王等人联名向咸丰帝呈奏《统筹洋务全局斟拟章程六条》一折，请求“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两天后该主张在热河王大臣会议上通过。1861年3月11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在此后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直至1901年外务部成立），它对外交及其他洋务活动无不包揽。总理衙门成立之后，清朝的内政大权由军机处掌握，涉外事务则归总理衙门，故被称为“洋务内阁”，但军机处仍参与重大的外交决策。（参阅于建胜、刘春蕊《落日的挽歌——十九世纪晚清对外关系简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版，第89—91页。）
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标志性事件。唐德刚指出，中国在秦以前存在着发达的外交体制和外交思想，但“我国文明在秦始皇统一的东亚大陆，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空前绝后的‘宇宙大帝国’，这也是蒙古黄种人所建立的东方文明的‘第一次大转型’。一转百转，往古列国并存、一强称霸的世界秩序不存在了，春秋战国时代所慢慢发展起来的外交制度，也就随之迅速转型，而面目全非了。”（唐德刚《晚清七十年》（一·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综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第1版，第51—52页。）从此，中国进入了漫长的只有“内交”而没有“外交”的时代——“在我国的历史传统里，秦汉以后的帝国时期，就只有内交而无外交之可言了。我们中央政府的建制之内，就是没有‘外交部’。为应付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小王国，历代也只设了个不同名称的‘理藩院’，以司其事，但是‘理藩院’只是礼部之内的一个司局级的组织，一切事务都当作‘内交’来处理，而非‘外交’也。”（同前，第52—53页）这样一种延续两千年的政治传统，在十九世纪中叶遭到惊涛骇浪的冲击——不用说刚刚秉持国政的慈禧太后，即便是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转世，也未必能迅速理解并熟悉一整套仿佛从天而降的“洋务”。对于慈禧惊人的“无知”，后人不必用过于苛刻的眼光来批评之。她身处历史之中，而且已经在主动地作出某些调适了——最高层在知识和观念上的调适，往往又比一般人更为困难。（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此困难：二十多年之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企图在觐见的礼节、为德皇制作宝星、与日本的国书、定制世界地图等细小的事件上体现“外交新政”，力图摆脱传统外交［天朝观念下的华夷秩序］的束缚，在程式上向近代外交［某种意义上是西方外交］靠拢。但即便是在这些细小问题上，他也走得太快，与总理衙门、军机处产生不小的矛盾。由此也可以明显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