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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独立的舆论力量，腐败问题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治理。杰里米波普认为，作为与独立的司法并列、令政治家不悦的两种孪生力量之一，自由的新闻界是政府生活中腐败现象强有力的反对力量。他强调说：“新闻媒体是自我委任的，但它受到公众的支持，他们认为它所传达的东西是有价值的，并愿意为之支付金钱。新闻界应该而且能够摆脱政治庇护系统，这类系统的存在，甚至在最民主的社会中依然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任何社会的正常运转都离不开自由的新闻界，而在今天的中国，正是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新闻媒体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此，新闻媒体自由度的拓展，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世界新闻自由出版人、国际新闻研究院、泛美出版协会、北美国家广播台协会以及国际期刊出版联合会等组织的赞助下，来自三十四个国家的数百名记者在英国伦敦召开了自由世界之声会议。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就是通过了《新闻自由宪章》。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认为：“宪章的原则理应得到每一个有志于推进和保护民主制度的人士的支持。”他进一步指出，这些条款虽然没有约束力，却表达了“所有自由国家渴求实现”的目标。
《新闻自由宪章》有以下十条：
第一条：检查制度，不论其为直接的或是间接的，都是不可接受的。因此，任何限制新闻媒体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法律都和做法都应予以废除。政府当局，不论是国家的，还是地方的，均不得干预新闻的发布与广播，或限制与任何消息来源接触。
第二条：独立新闻媒体，不论其为出版业的，还是广播业的，均应允许其成立并在所有国家自由从事其业务。
第三条：政府对国内任何媒体的待遇上不得有经济上的或其他的歧视。在那些同时存在著政府控制的媒体的国家中，独立媒体应享有与官方媒体同等的为获取其出版或广播业务所必需的材料和设备的权利。
第四条：国家不得限制获得新闻纸、印刷设备以及传播系统，不得限制通讯社从事业务以及获得广播频率的权利。
第五条：通信主管当局在法律上，技术上或收费上限制传播新闻或信息流动的做法应当受到谴责。
第六条：政府媒体必须享有编辑上的独立性并向各种不同的观点开放，这一点应当在法律和实践上予以确认。
第七条：国内的出版与广播媒体应当享有获得来自该国之外的新闻与信息服务的不受限制的权利，公众也享有接受或接收外国出版物或广播的类似自由而不受干涉。
第八条：国境应对新闻记者开放。不得对新闻工作者实行入境人员定额限制。对签证、出版许可证以及其他新闻业务所必需的文件的申请应迅速予以批准。外国记者应当被允许在国内自由旅行，并享有与官方或非官方的消息来源接触的权利。
第九条：通过许可证或其他资格认证制度的实施的对自由进入新闻界工作或对业务操作自由的限制应予以消除。
第十条：记者，类似于全体公民，应享有人身安全并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在战争发生地区的记者应被视为平民活动，并应比照其他平民活动享有各项权利和豁免权。
当我读到这十条宪章的时候，不禁感慨万分。这份宪章是由民间机构起草的，与联合国的宪章不同，它对世俗政府并没有法律约束的力量。强权者自可将它抛在一边，独裁者也可嘲笑它的迂阔。这是一群理想主义者的宣言，要在充满荆棘的现实世界中实现这些理想简直难于上青天。但是，人类的尊严正是在不断地向理想攀登的过程中得以展现的。再难，我们也不应当放弃。高勤荣也以他的生命实践加入到这一浩浩荡荡的队伍之中。我为拥有这样的一个同胞而感到骄傲。
新闻的自由是民主制度日常生活化的体现之一。民主不是一种仅仅写在书本上的奢侈品，而是落实到每个公民生活中的生活方式。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指出：“一种民主的文化几乎必定要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从而，也必定会承认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希腊政治家伯利克里在公元前四百三十一年对雅典民主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现代民主：‘我们在我们的统治中所享受到的自由，也延伸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认同这种理念：只有“日常生活中的民主”才是真实的民主。而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另外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勤荣的自由也就是我们的自由，高勤荣的权利也是我们的权利。当所有的“高勤荣”都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时候，我们自身的公民权利也就岌岌可危了。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晋中平原上那个无名的监狱中的无名的牢房。
那里，有一个蓬头垢面的囚犯。
然而，我相信他将被载入新闻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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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天上的星空一样灿烂
一九五四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者的独立起义。法军迅速开进这块北非贫瘠的土地，在此后长达八年无比艰苦的战争中，法军对被占领地人民施行了骇人听闻的酷刑。虽然在一七九八年的法国大革命中，法国就通过立法明确废除了酷刑，但在这片遥远而广袤的殖民地上，酷刑却成为家常便饭，甚至还有行政官员起草了一份《威劳米报告》，企图建议政府将在阿尔及利亚的酷刑“合法化”。
第一个站出来抗议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的是杰奎斯德布拉迪尔将军。他于一九五六年奉命来到阿尔及利亚，呈现在他面前的是军人和警察对居民采取的各种各样的酷刑与杀戮。布拉迪尔告诉他的上司马苏将军，他接到的命令是“绝对违反对人的尊敬的，而对人的尊敬是我生命的基础”。他写信给总司令，要求让他返回法国，却被拒绝了。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各种体制内的努力最终无效之后，布拉迪尔给《邮报》写信，呼吁国内有良知的人们注意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一切，提醒那些被“爱国热情”冲昏了头脑的同胞──“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可怕的危险，它使我们看不见创造了我们伟大的文明和我们伟大的军队的道德价值。”用传统的观点来看，作为一个军人、一个高级将领，他采取这样的做法简直就是“大逆不道”，他的行为让军队的荣誉受到了伤害，他的行为削弱了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他违反了军队内部铁一般的“潜规则”──“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于是，布拉迪尔立即被军方免职，并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被判处六十天的“要塞拘留”。他昔日的功勋和美好的前程一夜之间都灰飞烟灭了。
关于布拉迪尔将军此后的经历，我还没有找到线索和材料，我也不知道法国国民是如何看待这位“背叛的将军”的。但是，这位将军的行为却挽回了我对法国──这个最早颁布《人权宣言》的国家──的敬意。我相信，布拉迪尔将军在采取行动之前，内心经历了极其复杂和痛苦的挣扎：究竟是国家、政权和军队那抽象的“荣誉”更加重要呢，还是被凌辱者和被折磨者的基本人权重要？究竟是服从无所不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呢，还是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