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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思想家梅列日科夫斯基流亡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总统”们即将得势。他在《即将上台的下流人》中生动地描述了俄罗斯阴暗的未来，这种预言终于在斯大林时代变成了现实。斯大林用他全部生活、行为、意向证明，反自由的下流人可以是满身血污的、非常可怕的人。而《河湾》中“总统大人”的闹剧也再次证实了这样的真理：在自由只是统治者、皇帝、独裁者和暴君的特权一切时代，人们头上都笼罩着“即将上台的下流人”的怪影。由于掌控着强大的军队以及对民众长期的教育灌输、新闻宣传，总统的地位是不可撼动的，他背后的“神光圈”日渐闪亮，他成了比上帝还要荣耀的“人间之神”。总统出版了一本小小的语录，每一页上都印着他的两三条光辉思想。他组建了庞大的“青年卫队”，“青年卫队”的成员们上街游行，挥舞语录，呼喊总统神圣的名字。不久，“青年卫队”又被总统解散，驱赶到乡村里去“传播文明”，但他们却成为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让困窘的乡村雪上加霜。这一情节与“文革”时期的中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现实情况而言，从掌权以来，蒙博托就一直在模仿“文革”中毛泽东的一系列做法；就抽象的政治哲学而言，要维持“一九八四”的社会结构，就必然需要一个万能的“老大哥”的角色。正如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那样：“在这结构的金字塔顶上，是一个老大哥。这位老大哥是全才全能的，所有一切成功、一切成就、一切胜利、一切科学发明、一切学识、一切快乐和一切德行，都是直接在他的领导和鼓舞下才实现的。没有人见过这位老大哥，到处都有他的头像，在电幕听到他的声音，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他是永远不会死的，而且已有许多人怀疑他的生日。这位老大哥是党选择出来作为世界的代表，他的工作是作为爱、恐惧和敬畏的焦点，这种感情对组织比对一个人更难产生。”这个“卡里斯玛”典型乃是某种“次宗教体系”的中心。这种“老大哥”根植入每个人内心的专制主义社会，如果要转向民主社会，必须经过一个极其艰难的“去魅”的过程。
在非洲、南美和亚洲大陆，类似于《河湾》中的“总统先生”的独裁者层出不穷，诸多前殖民地国家头上的“一九八四”的阴影依然挥之不去。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所写的《独裁者的葬礼》，堪称《河湾》的姊妹篇。书中的“总统大人”是庄园主出身的佩莱斯，其原型是统治委内瑞拉三十年之久的军事独裁者戈麦斯。佩莱斯崛起于陇亩之中，以残酷的手段和狡诈的智谋打败了所有敌人，摇身一变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在漫长的统治生涯中，为了欺骗舆论，他曾多次卸去总统的职务，却牢牢抓住三军总司令的权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军队就是我的生命。”因为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授予，而是来自于他的枪杆子。
佩莱斯将整个国家都变成了一个“古拉格群岛”。国内发生的一切会无一例外地传到他的耳中，无论是人们通过信件、口头语言、目光和其他各种方法提出的各种请求，还是各种各样的控告、揭发、告密，还有流传于酒吧的流言蜚语，甚至密室中的密谋誓言，最终都会传到这个不时地摇晃着脑袋、半开半闭着眼睛、两只老是不停地摇动着的手总是戴着咖啡色丝织手套的人的耳中。对这一切，他只是听着，有时似乎连听也不听。但过不了多久，他会出其不意地口授一道命令，其内容正是针对着他听到过的那些好像已被他忘怀了的事情。“这个人是什么事也不会忘记的。”《河湾》中的总统也一样精通于玩弄各种手腕：他要处决一个手下，便让官员们一起去看行刑的场面。可是，被处死的那个人就在去观看的人当中，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将被处死，他还以为自己也是去看的。总统用这种方式谋杀了所有人的良心，从此以后他们都成为恐惧的奴隶，也就是总统本人的奴隶。
在整部《河湾》中，总统始终没有正式露面，但他控制着书中的每一个人物。无论是以“总统的老师”自诩的欧洲人、“非洲问题专家”雷蒙德，还是希望经营一家小商店、发一笔横财的萨姆林，都被总统那海浪般的力量冲离了原来的人生轨迹。更不用说本地的人民了，他们不得不承受比殖民时期更多的压迫和折磨。总统用利益和权力收买了少数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也消除了他们要改变祖国面貌的真诚梦想。昔日单纯的黑人青年费尔迪南读完了书，当上了地区专员，但他并没有“功成名就”的快乐，他哀叹说：“大家都在干等着，在等死，大家内心深处都知道。我们在被人谋杀。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所以每个人都变得这么狂热。大家都想捞一把就走。但是往哪里走呢？这就是令人疯狂的原因所在。”这样的牢骚他只敢同最亲近的朋友说，从来不敢公开表述。因为，质疑和反抗是不可能的，流露这种端倪的人立刻就会莫名其妙地从世界上消失。总统的力量无所不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河湾》真正的主人公不是萨姆林而是总统先生。对付“持不同政见”的青年，彼特里笔下的独裁者佩莱斯也有一套相似的办法：当佩莱斯发现“敌人的腔调变了，在前台表演的人也变了。现在他们已不再是那些凶相毕露、口中骂骂咧咧的地方军事首脑，现在他们都是一些手无寸铁却满嘴新名词的学生。”的时候，他便以慈父的模样出现，苦口婆心地教育青年人：你们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吗？你们了解过去地方军事首脑之间的混战和盗贼蜂起吗？是谁给了你们安定的生活？是我，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想破坏这种安定团结的局面，就是与全体人民为敌；而我只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来将你们消灭。通过这样一套逻辑严密的叙述，“一九八四”成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它被永恒地定格下来。
在“革命”中真正获得“解放”的，其实只是总统和他们少数的亲信们。用“公民”这样的新词去称呼奴隶，丝毫改变不了奴隶的本质；用“共和国”这样的名称去更改国名，丝毫改变不了专制的实质。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总统先生”们，如蒙博托、戈麦斯、博卡萨、庇隆、诺列加、皮诺切特、马科斯、朴正熙、波尔布特、苏哈托、齐奥塞斯库、奥玛尔、萨达姆（这张名单还可以一直开下去）……他们既深受国民的“爱戴”，却又是最孤立的“孤家寡人”。他们的帝国既固若金汤，又像纸糊的房子一夜就倾覆了。奈保尔用他那刻薄而忧伤的笔调向我们揭示道：当独裁者攫取了所有的资源和权力的时候，“国家”也就成了一无所有的空壳。独裁者成功地让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他自己在内。他本人何尝享有过幸福与安宁？彼特里笔下的独裁者佩莱斯出现在国家的每个地方，国家的每个角落都是“一九八四”“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生活的一切方面都与他有关。像在蜘蛛在它的网里一样，只要网的边上的什么地方动一下，他在‘网’的中央也会感到震动。他要是走出家门，整个国家便好像跟在他的后面。即便是那些远在农村的人，也通过一条无形的丝线，通过希望、计划和恐惧，与他接近，与他联系，仿佛处处都有他的存在。他在这儿，也在那儿，也同时存在更远的地方；他存在于他的言论中，也存在于他的不言中；他存在于他做的事情中，也存在于他不做的事情中。”权力成了吞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