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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气最大的圣愚，如伊万·科列沙或格里高里·拉斯普津，却穿着普通的农民服
装，当然褶皱破旧，但是没有装饰品和铜铁物件。”这些怪人的言行举止深刻地镶
嵌进了俄国人的精神生活中，连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也自己说自己的身上有“颠僧
”的特性。汤普逊认为：“圣愚平生所受到的崇敬、惧怕和嘲讽的混合态度对待，
被认为是对他们的威权的可以接受的、恰当的反应。”在俄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
圣愚”，是受到末代沙皇尼古拉一家宠幸的拉斯普津。拉斯普津一度成为俄罗斯最
有权势的人物，不仅沙皇本人对他言听计从，甚至还谣传说他与皇后有染。有不少
旧俄贵族将其看作是罗曼诺夫王朝崩溃的罪魁祸首。然而，并非拉斯普津导致了末
世的来临，而是末世需要催生出这样一个“颠僧 〃来，正像汤普逊所指出的那样：
“拉斯普津因为残暴、强横和性行为混乱，配称为魔鬼，但是，因为他的神秘的精
神力量、偶尔的虔诚和温和，他显然又被称为神圣。”拉斯普津的出现，是“罗曼
诺夫王朝自我催眠的一个案例”，他适应了时代的需要。
与俄罗斯的“圣愚”传统相比，中国的“优孟”传统少了宗教信仰的狂热和对
彼岸世界的观照，更多的是世俗功利的追求和虚无主义式的游离。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前人料想不到的变化，“优孟中国”迎来了一个“作秀时
代”──“我秀故我在”成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宣言。在影视屏幕上是“群丑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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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要狠狠地作秀”的戏剧策划人张广天，从“以电视为家”的传媒学者的余秋雨
把玩海上旧韵赚得大钱的画家陈逸飞，以及一北一南两大“怪胎”──“词坛怪才
”张俊以和“影视巨鳄”邓建国，且不论才华多寡、学历高低、地位尊卑，共同之
特点为：皆是作秀的高手，优孟中的优孟。在这样“思想解放”的时刻，就连企业
家们也认识到了“作秀是第一生产力”。于是，牟其中宣称要炸掉珠穆朗玛峰，张
朝阳穿着宇航服走上街头，杨斌被任命为朝鲜“新义州特区”的“特首”，吴征顶
着“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帽四处张扬……真个是：“全民大作秀，全民大发财。”
最有意思的还是被文化精英余秋雨册封为“艺术大师”的小品演员赵本山。赵
本山将以“性”为噱头的东北民间文化“二人转”提升到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主打
节目”的高度上，实在是功不可没。我不知道后人会如何看待以赵本山为表征的、
我们时代所“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但我知道赵本山至少是“优孟中国”在
“丑角时代”的集大成者。在我看来，赵本山的小品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农民兄
弟的生活真相，而他本人早已从农民的身份“脱胎换骨”、并当选“全国人民代表
”了。学者任不寐一语道破了真相：“赵本山的作品基本上是官方农村政策宣传符
号的简单图解。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一种艺术化了的政治谎言。所以与其说赵本
山表达的是农民的快乐，不如说表达的是一个进城而且没有遭遇警察驱逐的农民的
快乐。……赵本山现象也说明了这个时代在文化上的穷途末路──一个民族的文化
艺术的兴奋点集中在农民式的自嘲上，不仅说明意识形态的彻底瓦解，也说明了这
个民族的精神生活已经贫乏至极。”（《赵本山现象》）正如大观园里需要一个打
打闹闹的刘姥姥，人肉宴席上也需要一个像打太极拳一样制作印度抛饼的杂耍型厨
师。赵本山并不憨厚，他比大多数观众更加聪明！ ，他知道如何一边“愚君”一边
“愚民”。赵本山虽然没有成为“拉斯普津”，却成了“大小通吃”的“韦小宝”
。如果“韦小宝”们依然是时代的“幸运儿”，那幺“鲁迅”们便无法摆脱被凌辱
和被嘲弄的命运。
我们真的生活在现代吗？不，我们依旧生活在古代。戴上了面具，抹上了油彩
，我们都是优孟。
我们拥有了文明吗？不，我们依旧陷入在愚昧之中。失去了耻辱感，失去了疼
痛感，我们都是优孟。
铁屋子是优孟们最为得心应手、最为风光无限的大舞台。而鲁迅早已料到，他
的呐喊会被淹没在优孟们惊涛骇浪般的“帮腔”之中。□
2003年2月13日 （文中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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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大招生黑幕与网络时代的阳光
假如没有网络的话，上海交大的“招生黑幕”，一定会神不知、鬼不觉就地上演完了。然而，对于那些幕后的“黑手”们来说，非常“不幸”的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网络这样一个新冒出来的揭露“黑幕”、主持正义的“侠客”。网络像一道光照亮了幕后的那些骯脏的交易。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五日，一种名叫“代号红色”的病毒感染了上海交通大学网络中心的服务器，校园网无法与公网连接，学生们只好在校内局域网上闲逛。教务处的代码就是“jwc”，那份没有设密码的招生“机动指针讨论材料”被学生轻易获得。精通网络技术的“好事者”将这份材料从交大的局域网里“宕”出来，贴在交大“饮水思源BBS站”的快讯板上，二十分钟后被版主删除。但是，“消灭信息”已经不可能了，它立即成为当天十大热门帖子之一。随后，这份资料像野火一样在网上蔓延，扩展成为一种“公共信息”。
这份材料分为“校领导接收”、“中学校长推荐”、“二零零一年上海生源百分之一百二十内部讨论材料”、“二零零一年外地生源机动指标讨论材料”、“二零零一年录取中必须保证专业情况及处理结果汇总”等六项，每项又包括考生姓名、生源、分数、学校加分因素、专业情况、委托人、拟解决意见等栏目。花名册中仅上海生源一项，就有十一人的考分低于交大的投档控制线，另有低于交大理工科投档控制线的十三人报考了工商管理和国际金融与贸易专业。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每个陌生考生背后还有“委托人”与“委托机构”的名单，名单中涉及了六十八名个人和十个机构的真实名字。这些“委托人”当中，既有市里的政要，又有教育部的官员和当地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既有两院院士，也有企业老总等重要人物。考生与“委托人”的关系多为亲属，如子女、侄、甥。
当《南方周末》记者到交大校长办公室采访的时候，交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蒋宏告诉记者，此事“正在调查之中”、“这件事事关重大”，他们正在研究向教育部汇报。同时，他又颇为“委屈”地告诉记者，这种花名册不仅交大一个学校有，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交大的官员虽然承认了名单的真实性，但仅称之为“工作记录”。他们一方面坦承交大的招生工作“有错误”，另一方面却表示今后要管理和使用好网络，至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信息披露”原则，则“有待解决”。
高考被认为是当今中国最具公信力的考试，所谓“高考面前人人平等”。然而，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不公正的现象依然比比皆是。考试过程中的作弊现象日趋严重，近年来，媒体披露了某些地区考生、老师乃至教育管理机关相互串通、集体作弊的可耻事件﹔但是，招生过程中的黑幕却一直如同神龙见首不见尾，人们也一般忌讳莫深。在小百姓们看来，招生过程封闭而神秘。殊不知，这种封闭和神秘是“相对”的，某些特殊人物能够自由出入由武警把门的招生场所，并将一大迭“条子”直接送到具体负责经办的人员手上。这些情况从来只在人们的口头上传说着，传统媒体都避而不谈──要知道，能够往招生现场送进“条子”去的，显然不是我们老百姓，而是那些有权有势有钱的大人物。谁敢太岁头上动土呢？
终于有一天，网络开始挑战黑幕。“交大丑闻”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网络最大的特色就是透明，网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黑暗。我感谢那个最初将消息透露到网络上的人士，他是一个网络上的“罗宾汉”。他虽然孤身一人，却将一个庞大的黑幕揭穿了。让我高兴的是，人情、关系和权力交织起来的一张传统的“网”，却遇到了另一张更大的“网”──无论你有多大的权力、有多少的金钱，你都不可能绝对地控制网络上迅速传播的言论。什么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