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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对经济学这门学问有偏见，也并不是不相信所有的经济学家。我相信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这样的经济学家。这位印度学者一直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他把经济的发展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在他看来，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森认为，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经济学固然不应当仅仅是所谓〃穷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否认富人的成就和贡献的经济学是危险的；同时，经济学也不应当仅仅是所谓〃富人的经济学〃那种完全蔑视穷人的自由和权利的经济学则更加危险。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当是某一社会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的〃御用工具〃，而应当致力于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推动整个社会全面的、和谐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也应当对社会的不公正、不平等、贪污腐败和政府决策失误等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学术要接近真理，其前提条件之一就是不能违背良心。因此，没有良心的学术如同市场上的白菜萝卜，没有良心的学者就成了权力秩序中的〃游刃有余者〃。相反，只有那些坚守文化良知、张扬道德勇气的学者才可能创造出第一流的学问来。我注意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是这样评价阿马蒂亚·森的：〃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扞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阿马蒂亚·森当之无愧。显然，这样的经济学就是我所信靠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家就是我所尊崇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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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拒绝暴力
所有的苏联领导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斯大林、贝利亚之流自然不必说了，就连以改革和“ 解冻”著称的赫鲁晓夫也有一个抹不去的血腥的污点——他曾经下令用坦克镇压诺沃切尔卡斯克工人集会，那一次死伤惨重。戈尔巴乔夫也并非一个“纯洁的天使”，经过他授意、同意或者默许的镇压事件就有维尔纽斯事件、巴库事件、阿拉木图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等等。与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是上百条的人命。这个数字放在斯大林时代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们毕竟是戈氏执政期间最大的污点。
戈氏不是一个像斯大林那样崇尚暴力、企图用暴力来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问题的铁血人物。恰恰相反，正是血的教训使他明白了：暴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对一个公民生命的屠杀，将导致整个改革事业失去全体人民的支持。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斥责了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并掷地有声地对国防部长亚佐夫说：“请永远记住这些，你今天就发布命令：今后未经政治局许可，军队不得介入国内事务。”
这里，戈氏明确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暴力的反感。然而，他依然将决定使用军队的权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之内。这也显示出他与旧制度之间妥协的一面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追问：难道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对人民的镇压和屠杀，就是合法和合理的吗？在一个现代宪政国家里，军队绝对不能介入国内事务和党派纷争，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
尽管如此，戈氏毕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质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对此，索尔·舒尔曼评价说：“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就是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去自行毁灭。”
法国历史学家塔列兰曾经对法兰西皇帝说过：“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并不能坐在刺刀上。”戈氏是苏联领导人当中第一个拥有这种智慧的人。他不仅在国内事务中最大限度地限制武力的使用，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扭转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态。他启动了从阿富汗的撤兵，他促成了两个德国的统一，他默许了东欧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前任们却采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后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运动。戈氏完全有力量像前任们那样做，但他没有那样做——对强硬派提出镇压罗马尼亚反共起义的要求，他愤怒地回答说：“怎么，你们还想用坦克解决问题！”
戈氏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在一个具有悠久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国家里，戈氏的平等理念面临着民族主义分子们强大的压力。他却坚持不退让，这尤其让人肃然起敬。
当有人指责戈氏“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的时候，他愤怒地反击说：“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戈氏特别强调说：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这是他执掌着一个超级大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六年之久后的肺腑之言：“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他是苏联历任领导人（短暂掌权的过渡人物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除外）中唯一没有大规模使用武力的人。戈氏的预言在目前许多国际冲突的热点地区都被验证了。显然，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戈氏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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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的“自尊心”
2001年8月，国际捕鲸委员会的年会在英国伦敦召开。在这次年会上，日本遭到许多国家代表的激烈抨击。早在1996年，世界范围内的商业捕鲸活动就被禁止了。然而，日本政府却利用禁令中的某些漏洞，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大肆捕杀鲸鱼。据调查，日本人每年至少要捕杀五百头以上的鲸鱼。而这些鲸鱼极少真正用于科学研究，绝大多数都被放进了豪华餐厅的盘子里，然后进入食客们蠕动的肠胃里。
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渔业部长小松正之被迫承认，日本向某些小国提供资金，以换取他们在捕鲸委员会中对日本的支持至少是保持沉默。善良的人们无法理解日本人那卑劣的行径：单单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你们就非得把一种濒临灭绝的物种推向死路？但是，有一个著名的日本知识分子却振振有词地表示：〃有权捕鲸和食鲸，对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十分重要。〃他把日本民族的饮食习惯与民族自尊心紧密地联系起来。于是，在日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捍卫食鲸权〃的民众运动。
这就是这群鬼子的〃民族自尊心〃。他们确实是一个有〃自尊心〃的民族，除了用钢牙来咀嚼鲸鱼肉以外，他们还有许多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这种〃自尊心〃为了维护这种〃自尊心〃，他们不惜修改历史教科书，坚持睁着眼睛说瞎话，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也是盟国的阴谋；为了维护这种〃自尊心〃，他们拒绝承认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