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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把戏！这位记者简直把季老当作神仙了，而季老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他大概也把自己当作神仙了！人一老，就容易自己崇拜自己、并以为所有人都崇拜自己。由此可见，中国文人的虚妄和自恋达到了一种怎样的境界！昔日，刘邦不是说自己曾经路斩白蛇、乃是天子下凡吗？这种鬼话历代统治者都喜欢编造，「盛世」哪能没有「祥瑞」的出现？最后，文人们也攀附其后，开始制造一系列「文曲星」下凡的神奇故事。例如，在《儒林外史》中，胡屠父打了中举的范进之后，胳膊不就抬不起来了吗？
然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一份专门给知识份子看的国家级大报上，居然还在津津有味地讲述类似的、「天人感应」的荒唐故事！我想，季老的「功力」简直比那些研究转基因的生物学家还要高，能够遥控花开花落。既然季先生的「精气神」有如此厉害（不亚于《封神演义》中各路呼凤唤雨的神仙），那么他为何不让农民地里的粮食亩产上万斤，不就一下子解决了中国「扶贫」的难题吗？
同样可笑的下面诸位「大师」的发言。杨叔子院士好像当过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他居然说中国的人文精神第一是「爱国」。我不知道古人爱的是甚么样的「国」，因为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都还没有形成。中国历代只有「天下」（而且是「家天下」）的概念，而没有「国家」的概念。所谓「爱国」，其实也就是「爱皇帝、爱皇后、爱贵妃们乃至爱服侍皇帝的太监们」而已（如方孝儒的愚忠），这叫甚么「人文精神」呢？
金开诚所谓的「知荣辱」、郭预衡所谓的「朴实」、叶朗所谓的「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话倒是不错，但在我看来，对季老而言显然是过誉了。一个优秀的知识份子，其衡量条件之一便是「知行合一」。然而，即便是季老本人恐怕也没有做到「知行合一」：近年来，季老堪称「电视明星」，时时在电视镜头前对自己并没有研究过的诸多领域发表「高见」。他本来是研究梵语的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却对媒体张冠李戴地赋予他的「国学大师」的称号安之若素。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北大的校刊上还登过这样的一则消息：季老虽然不是D员，却不顾严寒，精神抖擞地去「列席」北大的D代会。对此，我真是不知道说甚么好。
季羡林是九十年代以来「国学热」的鼓吹者。对于这股腐尸般的思潮（它又与大言不愧的种种「后学」巧妙合龙），我个人是无比的厌恶。我们对传统文化不是批判得过头了，而是批判得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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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比文学更加重要
真话比文学更加重要——青年评论家余杰访谈录
本报记者 秋歌
关键词——真话
秋歌：印象中很少读到你对九十年代汉诗（如韩东、于坚、张曙光、臧棣等）和九十年代小说（如朱文、鲁羊、李洱、李冯等）文本的解读和评价，这是否与你的专业或兴趣有关？你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什么？
余杰：是的，这几年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已经告别了文学。我对中国当代文学极其失望，我最近在一篇题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缺陷》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的致命缺陷：（一）只有聪明没有智慧（如钱钟书、王蒙）；（二）只有抒情没有真相（如梁晓声、余秋雨）；（三）只有暴力没有爱（如张承志、王朔）；（四）只有“活着”没有信仰（如余华、贾平凹）；（五）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如路遥、北岛）。我深切地感受到，看一部《悲惨世界》所受到的灵魂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远远胜过读一百部中国当代的作品。
还有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作家本来应当是值得大众信赖的人，在西方一旦发生什么事件，人们宁愿相信作家的看法而不愿相信政治家的看法。这种信赖感说明作家是社会良知的捍卫者。但是，在当代中国，许多作家都已经小丑化了，没有人信赖他们，人们把他们看作娱乐人物，与影星、歌星和体育明星一样。
因此，我对自己的定位是，首先要做一个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看起来很容易，其实很难，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习惯谎言的国度里，说真话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真话比文学更加重要。
关键词——鲁迅·李敖·王小波
秋歌：溯着时间之流上下，你总会遇见鲁迅先生，两个人会聊些什么？若见到李敖和王小波呢？
余杰：我不会说那些别人都会说的赞美的话，我会坦率陈述自己的不同意见甚至是尖锐的批评意见。比如，见到鲁迅，我会问他为什么一直没有看透苏联斯大林帝国的真相，对这样一个恐怖政权持美好的想象，而他的同代人如胡适和陈独秀都已发现了苏联的黑暗和邪恶？见到王小波，我会告诉他，我最喜欢的不是他的小说、也不是他的杂文，而是他写给妻子的那些信件。见到李敖——如果到台湾访问倒是有机会见到他，我会批评他对女性的不尊重，批评他过度的自恋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政治的狂热，当然还有他文字的粗糙（虽然他自己认为自己的文字很好）。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听不同的意见，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关键词——中学语文教育
秋歌：近年来，中学语文教育在批评和反思中正在进行渐进的改革，这也是你和钱理群先生、摩罗先生等学者倾尽心血关注的问题，最近有哪些思考？
余杰：中学教育是根基，是思想启蒙的开端。中学语文教育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泛政治化”。长期以来，我们没有把语文当作语文来教，而当作政治来教。这样，语文课不仅没有赋予孩子们用母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的基本能力，也没有传达给孩子们正常的审美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我想，除了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之外，还应当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来关注这一问题。
于是，在一九九九年，我与摩罗、孔庆东合作编写了一本名叫《审视中学语文教育》的论文集，它汇集了各界人士对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考。然而，此书刚一出版便像捅了马蜂窝一样，顽固派们先后在《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整版文章，进行口诛笔伐。就连为此书作序言的钱理群教授，也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其实，对方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除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经济利益——教材的垄断经营，让教育部下属的出版部门每年获利达数十亿人民币之巨。与电信、铁路、邮政、民航这些垄断巨头一样，这更是一处不为人所知的“黑洞”。他们生怕失去这块“禁脔”，所以不惜扼杀一切改革的意见，不惜在政治上“上纲上线”，不惜牺牲几代中学生的前途。
让语文回到语文，并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胡适早就有深入的阐述。胡颂平编著的《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中，有多处涉及国文教育。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胡适说：“所谓国文，是要文章写得好，可以给学生做模范；为什么要选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党国要人的文章也作国文念了，他们的人很重要，但文章未必写得好。这些也编入教科书里去，其实是不对的。”第二年的三月二十一日，当胡颂平问“先生可否另选一部国文教科书”时，胡适回答说：“我倒可以选一部。我总以为传记最难写，应该多选些传记、小说，一些有趣味的让学生读。我想选两部，一部白话文，一部文言文。文言文可在《虞初新志》和《聊斋志异》中选几篇，比较有趣味。”可惜胡适一直没有完成这一心愿。
后来，我们部分地完成了胡适的这个心愿。我们组织了一批优秀的大学人文学者、作家、中学语文教师以及中学生代表，一起编写了一套《新语文读本》。参照传统教材的体例，但在内容上却“脱胎换骨”。比如，我们选入了马丁·路德·金著名的演讲《我也有一个梦想》，选入了甘地传记的片断，选入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选入了近年来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杰作……我们希望把人类文明的琼浆放到孩子们面前，让他们尽情饮用，让他们感受到语文学习不是负担而是享受。这套从初一到高三共十二册的《新语文读本》，三年前已经由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当然，目前它还不能成为正式的教材，但我们相信未来如果教材的选取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