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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化生存
据报道，河北省唐山市第一职业中专投资30万元在37个教学班、楼道、校门口都安装了监视器。每天都有一个校领导在观测室值班，可以把镜头切换到任何一个教室，检查有关情况。该校王长春校长表示，安装监视系统主要是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哪位教师课讲得好，可以直接录下来在校内推广，这既是对教学的促进也是对教师的鼓励，尤其是对青年教师。同时，对教师是否按时到教室、是否站立授课等也进行检查。而对纪律情况较差的自习课，值班领导通过监控系统可以直接进行课堂管理。第一职业中专现有专业教师91人，学生1700多人，教师不足。学校领导说这套监控系统是对教学的有力补充，保证了常规教学的顺利进行。实施半年以后，有关负责人说，监控系统使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基本杜绝了校园里的违规违纪现象。
监控系统进入校园，受到从领导、教师和大多数学生的欢迎。唐山市教委给予高度评价，外地来参观的领导也给予好评，认为这是一种“先进的教育方法，具有推广的价值”。财会班有一个男生没有上微机课，悄悄溜回教室，又怕被学校发现，于是蹬着桌子把装在教室后墙上的监控镜头扭向窗外。他没有想到自己照样被摄进了镜头。学校领导对此进行了严肃处理，更加认为监控系统无孔不入，是他们搞好教学的好帮手。一批学习优秀的学生也充分肯定监控系统的作用。18岁的财会班二年级女生冯雪妍这样说：“监控系统投入使用以后，可以说规范了同学的言行。我没有心理压力，只是多了一种更强的自觉约束力，也有个别爱打闹的男同学挺反对的，认为约束了自觉的‘自由’。我们班51个人绝大多数是拥护的。特别是考试，以前有同学作弊得了高分还趾高气扬，现在就没有这种现象了，我们觉得特别公平。这种环境有利于学习，毕竟想好好学习的同学多，对监控系统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它能保护你。”
把学校当作监狱来办，在中国也算一个发明。唐山第一职业中专的校长王长春应该到国家专利局去申请专利。不过，就理论而言，法国思想家福柯早就提出来了。福柯在分析巴黎军官学校的管理制度时，发现每个学生的房间都有一个监视孔，由军官随时进行监视。学员不知道军官何时在监视，监视有可能是无时不在的。这样，监视就内化到学员的心中。
在讨论所谓“圆形监狱”时，福柯说：“囚犯无法知道看守人是否在中间的堡内，所以他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举止行为，好像监视是不间断的。……一旦囚犯永远不能肯定自己何时受到监视的话，他自己也就成了自己的看守者。”福柯还没有涉及现代科技、尤其是摄影技术进入监视机制之后的后果。当摄影技术为监视服务时，对囚犯的监视终于达到了监视者所梦寐以求的效果：监视变成了一种永恒的存在。唐山第一职业中专的领导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所有的好老师、坏老师和好学生、坏学生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该奖该罚一清二楚。他们成了莎朗·斯通主演的影片《偷窥》中的那个偷窥者，以偷窥为最大的快乐。监视者对监视制度的维护所理所当然的，最让我不寒而栗的是被监视者对监视的欢呼。像以上那个叫冯雪妍的所谓“优秀学生”，居然对监控系统“有了一种亲切感”。他们不仅没有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犯，反而为侵权行为叫好。他们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神圣不可侵犯。每一个教师和学生都拥有不受监视的权力。主动对自己权力的放弃，导致的结果是可怕的。一个不懂得捍卫自己权利的人，必然不会尊重他人的权利，必然具有侵犯他人权利的可能。
我不能过分地责怪这些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们本人是无辜的，他们是奴化教育的受害者。把监狱的管理引入到学校来，是对教育本身的一种巨大的侮辱，这比起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来不仅没有丝毫的进步，反而大大地退步了。孔子提倡的是教学相长，师生关系亲如鱼水。在《论语》的《侍坐篇》里，孔子跟学生们相处得多么融洽啊！在孔子这位老师的眼中，每一个学生都是可亲可近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机器。这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教育。然而，在20世纪的文明社会里，我们的教育者却把学生当作敌人、当作坏人来看待，防范成了教学的基本前提。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警察与小偷的关系，教育还能成其为教育吗？最让人痛心的不是学校领导的警察化和学校本身的监狱化，最让人痛心的是学生的奴隶化。鲁迅先生曾经说，最不可救药的是“奴在心者”。那些“拥护”监视制度的优秀学生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奴在心者”。自甘囚犯的身份而不自知，阿Q的命运一直延续到今天，还将延续到明天。少女不知监视苦，对镜犹唱颂恩歌。在被监视的处境下没有心理压力，正说明他们从小就丧失了权利的意识；把侵权当作“保护”来欣赏，正说明他们已经被受虐的文化培养成了受虐狂。
报道中还有一个律师的精彩之论。唐山凤凰律师事务所的郑曼律师说：“法律上对此没有明文规定。但我认为这种监控系统并不侵犯学生个人隐私。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课堂、楼道并非秘密场所，学校的观察室也不属于秘密窃听、偷录，也不是针对某个人，对学生整体是有利的，不存在心理压抑问题，应属于一种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这样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的人也算律师吗？我怀疑郑曼“律师”有没有读过宪法，宪法中保护基本人权的条文写得清清楚楚。他的辩护是苍白无力的，令稍微懂一点法律和逻辑的人啼笑皆非。第一：难道说目的良好就不违反法律吗？难道为了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就可以不择手段吗？那么，每一个罪犯都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是出于良好的愿望犯罪的，所以我没有罪。第二，针对个人和针对整体难道是判断是否合法的依据？针对个人的侵权行为不允许，难道针对整体的侵权行为反倒允许了？从这样的逻辑出发，希特勒也理直气壮了：我的屠杀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而是针对所有犹太人的，所以我的屠杀合情合理。第三，郑律师不是心理医生，凭什么根据作出“不存在心理压抑问题”的判断？如此思维混乱、知识匮乏的人，也能够充任律师，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中国律师的水准来。
福柯在批判权力的时候深刻地指出，在现代社会里，权力作为一种对自由的限制，是以可以被社会成员所接受的一般形式实施的。权力打着代表正义的旗号，将我们由主体变为客体。唐山第一职业中专引进监控系统的实质正是如此。在一片叫好声中，也有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唐山师专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张亚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从教育理论来讲，安装监控系统是不合适的。师生关系首先应是平等的，相互理解，相信学生，才有利于学生的成长。教育管理的未来趋势应是自治管理。张亚均的视角仅仅从教育理论切入，还远远没有进入申明现代文明社会公民权利的层面，然而，他这极其微弱的声音又能被几个人听到呢？越来越多的学校正以唐山第一职业中专为样板，安装越来越多的监控系统。这越来越多的监控系统，正在让越来越多的孩子的心灵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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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还是维新派
1999年5月，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轰炸事件发生以后，在中国青年学生中掀起了一轮强劲的反美浪潮。在北京、成都等地，都出现了大学生冲击美国驻华使领馆的事件。此时此刻，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民，又面临着一百年前的严峻选择：做义和团，还是做维新派？
在北京大学赫赫有名的三角地，反美大字报的张贴持续了近半个月。其中，有很大份量的一类是关于“抵制美货”的。有的大字报表示要“接收麦当劳，砸乱肯德鸡”；有的大字报甚至有板有眼地开出了需要抵制的美国产品的清单，从可口可乐到摩托罗拉应有尽有。
感情全面地压倒了理性，他们在发泄愤怒的同时，没有严肃认真地思考：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抵制美货究竟可不可能？中国再度闭关锁国可不可能？抵制美货，究竟对美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