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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中的表现依然如此。
哈佛不仅对战争与和平，而且对政府的一般经济政策都有巨大的影响。例如，对罗斯福新政时的经济政策就有很大的影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回忆说：“凯恩斯革命并不是直接发生在华盛顿。它是通过哈佛传到华盛顿的，华盛顿最早的凯恩斯主义者都来自哈佛。”
历史学家唐纳德·弗莱明写到：“在哈佛的黄金时代，哈佛大学许多人文学者的基本文化政治思想都是怀旧的。”哈佛的学生在学生时代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很少直接参与跟政府对抗的政治活动，在一点与美国西部的加州柏克利大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与北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一旦他们进入社会，他们很快就占据了要害部门，从而得心应手地实施自己的鸿图，成功地对政府进行改造。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一所学校就像一个变长了的人影。”哈佛本身的经历则把这句格言的含意延伸了。它表明，哈佛的神秘力量来自于建校350年以来校友们的卓越成就，哈佛现在虽然有几家对手和它争夺美国首屈一指的大学这一殊荣，但它颁发的学位仍然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声望。对哈佛的校友来说，服务于政府部门已经成为一种传统。他们同华盛顿外交政策的制定工作有密切的、牢固的联系，对教育也有惊人的影响力。
相对与哈佛的保守而言，北大则显示出激进的一面。北大似乎不善于韬光养晦，少年意气暴露无遗。北大人在大学期间就直率地表现出自己对政治强烈的不满或者对政治强烈的兴趣，从而使政府对它充满了戒心。哈佛人在大学里接受严格的、正规的政治、法律的训练，逐步具备了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的方法和策略，为今后的政治事业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北大人则急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急于对国家产生影响，结果反而弄巧成拙。许多北大人在没有经受过起码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训练的前提下，匆匆地介入现实政治运作中，能够有怎样的结果呢？
哈佛学生在毕业后进入社会的要害部门，并且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群体，发挥着这个群体的巨大力量。而北大人进入中国社会之后，如同一粒粒的水融进沙漠里，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没有形成一股能够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合力，他们在泥泞一样的社会里各自为战，最后往往被社会所同化、所改造、所吞噬。他们的命运往往是悲剧性的。他们永远是社会的批评者，而无法在建设上做文章。他们被批评为“只说不会做”，这个弱点是致命的。
哈佛人之间有强烈的亲和感，而北大人只是一个一个的“精英”，每个“精英”都不认同另一个“精英”。校友之间形不成真正的关系网络。北大人进入社会后，校友的观念十分淡漠，即使在同一个部门工作，他们也很少互相帮助。北大的校友会比较松散，一如北大本身。在海外的校友会，要召开一次会议都很不容易。北大人很少考虑群体的利益，永远把自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而在现代社会，即使是一个天才，力量也是很有限的。北大人最缺乏的还是“合作”的意识。
哈佛学生的策略是：在校时吸取知识、抓紧时间进行能力的训练，而毕业后则迅速进入重要部门，运用已有的知识和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而北大学生则过早地耗尽了自己天赋的才华，在学校时锋芒毕露，进入社会后逐步平庸化。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是：要么全面拥抱社会，随波逐流；要么与社会激烈对抗，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这两种方式都很难真正对社会作出正面的影响。他们缺乏在批判与认同的张力中生存并创造的能力。许多才华卓绝的北大人，后来都避免不了“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命运。
哈佛改变了美国，而不是美国改变了哈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大没有改变中国，中国改变了北大。这正是北大与哈佛相比难以企及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让人痛心的悲剧。
曾经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亨利·罗索夫斯基谈到哈佛产生的复杂的影响时说：“一部分是神话，一部分是习惯心态，一部分是实际情况。”实际影响很明显，就是学术和科学领域的实际成就。罗索夫斯基认为，关于哈佛的神话被人们夸大了，但是确实有一种哈佛习惯心态，影响着哈佛的教师和学生，令他们恪守传统，认真学习和工作，因为这是对他们的希望。
罗氏认为，哈佛大学至今仍然是最雄心勃勃的，从图书馆到物理学到医学，样样都想办得出类拔萃。而其他名牌大学大多倾向于专业化，有些则根本不屑于在某些领域竞争。他说：“哈佛和伯克利是美国大学中仅有的两所立志要把各门学科都办好的大学。”哈佛大学在经济学、法学、古典文学、拉丁语系各语种、化学、生物物理学、数学等学科实力雄厚，具有世界影响力；历史、物理和哲学系，虽说名声极大，但需要补充新鲜血液；而天文学、地质学、英语、社会学和艺术系的实力则比较弱。
对于哈佛的宗旨，哈佛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认为，哈佛的创始人是希望建立一所与宗教上堕落的欧洲旧式学校截然不同的清教大学。当时，推动他们的还有一种所谓的“恐惧”心理，即恐惧这片新的殖民地会倒退，牧师们会变得愚昧无知。“追求真理”已成为哈佛的格言，这个真理指的是上帝的旨意。贝林写道：“正是一种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苦行僧式的清教文化产生了这所学校，使之度过了不稳定的岁月，进入稳定的18世纪。”
哈佛的创始人强调勤奋、律己、守分，这一点至今不变。它令哈佛人一丝不苟地进行学术研究，努力工作。曾经在哈佛学院和哈佛商学院两次获得学位的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查理德·达尔曼说过，哈佛灌输的是“人人必须有所贡献”的观念。
与哈佛大学的学科广谱性相比，北大不能算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而整个中国的高等学校，也没有一所能够算是“综合大学”。这是50年代院系调整的恶果。目前，北大的学科体系有很大的残缺性，它没有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等重要的学科，而艺术、宗教等学科刚刚建立，教学和研究力量都非常薄弱。1952年以前，老北大的学科体系相对来说还比较齐全，但在50年代被阉割以后，它的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
哈佛人标举“追求真理”的旗帜，而北大人至今还弄不清什么是自己的传统——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为学术而学术？为政治而政治？民间有一套阐释传统的方式，而官方更是运用所掌握的宣传力量，将北大传统按照自己所希望的路数来书写。
新一代的北大人如同进入了迷魂阵里：我们来到这所学校，是为了追求什么？连教授们都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看到的是传统的光环，却看不到传统光环后面的实质。他们的自信心无限地膨胀，失去了基本的“律己”的品格。在北大一百年的短暂的历史中，它所走过的道路极其坎坷，屡次经历致命的创伤。而哈佛在350年历史里，却平静得多，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致命的动荡。当然，这与现代中国的外部环境有关，不能完全怪北大自己。但北大自己对此也应当负有一定的职责。
在哈佛内部，学术氛围比政治氛围浓厚得多；在北大内部，政治氛围比学术氛围浓厚得多。哈佛能够对美国的政治发挥真正的影响，而北大则基本上是被政权排斥在外的。这是让人哭笑不得的对照。
哈佛位于坎布里奇市。这里是一个大学王国，市里的商店、餐馆、书店等，几乎都是为大学而办的。美国的大学，自己一般不办服务，而让社会为它服务，是“社会办大学”。北大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这一空间日益拥挤。北大拥有庞大的后勤机构，后勤机构消耗了大学教育经费的大部分。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落后的“大学办社会”的方式。哈佛大学的校园是真正自由的、开放的，而北京大学的校园则像一个保密机关一样。
北大三角地是一个敏感地带。一位新加坡留学生在一篇感想《三角地的布告栏》中这样写到：
“三角地是北大校园里一个著名的地点。这里有长形的布告栏——它既是一般贴校内活动通知和启事的学生媒体，也是北大学生搞学生运动时，张贴运动口号或发泄情绪的大字报的宣传站。”
“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