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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中国大陆的多个独立网站上，一场为纪念李思怡而进行接力的绝食活动正在展开，已经有几百人报名参加。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有若干位我认识或者不认识的朋友正在体验著饥饿的滋味。这一自发的绝食行动是为了对李思怡表达迟到者的忏悔，它既是一种向外伸展的抗议与批判，更是一种直指内心的自尊和自爱。在我看来，无论是对于真实的日常生活还是对于虚拟的网络空间来说，这一事件都具有「震撼性」的价值。「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比「暴风骤雨」更有力量。如同当年马丁路德金在美国掀起的「公民抗命运动」一样，这次事件点燃了我对于中国未来的信念，这种信念建立在每一个信仰爱与和平的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上，而不是建立在所谓「胡温新政」的海市蜃楼之上。
同时，这一事件也大大地改变了我对网络的负面看法。网络不再是一个我们逃避残酷现实生活的避难所，也不再是一种物美价廉的「精神鸦片」。相反，网络有可能像一张坚固的鱼网，聚集起「沉默的大多数」对自由和权利的呼吁。这种呼吁也正如一九八零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根廷「为正义与和平服务」组织领袖埃斯基维尔在颁奖典礼上的讲话：「我们相信我们人民的使命和参与，他们每天都更加认识到他们的政治良知，表达著对于他们改变现状、对于社会全面民主化的渴望。这是建筑在正义之上的改变，用爱来建筑。这种社会将为我们带来我们最渴望的和平之果。」在天安门的血泊之后，这种呼吁已经久违了。
我曾经用这样三个词语来形容中国：「太监中国」、「优孟中国」和「流氓中国」。中国的这三大特性在「萨斯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李思怡之死告诉我们，「萨斯时期」并没有结束，我们依然置身其间。孙志刚之死和李思怡之死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怡然自得地生活在罪恶之中而不自省，麻木不仁地与黑暗共舞而不自觉。如此残酷的事件已然发生并还在发生著，那么我们如何确立我们自身的尊严、爱与怜悯？
在拉美诸国的暴力和专制统治之中，埃斯基维尔选择了非暴力，甚至选择了像甘地一样绝食，他在诺贝尔和平奖受奖答词中说：「我来自一个人们生活在痛苦与希望之间的大陆，我自己的历史是在那里书写的。我相信非暴力的真理的力量代表著一种抉择，这种抉择向我们提出了采用全新视野的挑战。它提供了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将基督的基本价值置于优先地位，这就是人类的尊严，人类神圣的、超越一切的、不可改变的尊严，由作为上帝之子、作为基督的兄弟和姐妹，因而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而获得的尊严。」今天，每一名为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绝食的公民朋友，所作出的也是与之相同的抉择。如果说绝食更是一种象征意义，那么我更看重「绝食之后」能够发生一些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比如建立一个「儿童权利基金会」，并且将对人权的关怀拓展到每个公民的生活中；比如起草并签署一份中国的「七七宪章」，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我们的道德和信仰。
我们需要一个充满爱的中国和世界。在这里，女儿、妻子和母亲们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儿子、丈夫和父亲们，能够免受逼迫、诽谤、囚禁和折磨。当然，为了那一天的到来，我们在今天就得勇敢地承受种种逼迫、诽谤、囚禁和折磨。这是我们的重轭，也是我们的光荣。
登山宝训中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马太福音5：10－12》）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思怡悲惨的死亡不是对我们信仰的打击，相反乃是对我们信仰的验证；不是让我们失望，相反乃是让我们振兴希望。正如埃斯基维尔所说：「我们抱有希望，因为我们像圣保罗一样相信爱是不会死亡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总是用团结和为了人们充分权利的积极活动创造著相互之间的爱。为了这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就不能仅限于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中的非正义的识别，或者是随之而来的对那些应负责任者罪恶的谴责。基督徒必须行动，基督徒必须和所有心地善良的人们一道行动，用他卑微的力量去支持一个更加正义和更有人性的世界的建造。」那么，让我们与所有心地善良的朋友们共勉吧。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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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吃人吗？
据“博讯新闻”记者报道，在广东经商的许多台商，将“婴儿汤”当作“壮阳胜品”，悉心搜求和品尝。他们花三四千元人民币，就能够吃到一盅用六七个月大的婴儿炖成的“补汤”。
在东莞开工厂的王姓台商，自诩是婴儿汤的常客，“几个月大的婴儿，加入巴戟、党参、当归、杞子、姜片，加入鸡肉、排骨，炖八小时，很能补气、养血。”他一边紧搂身旁十九岁的湖南二奶，一边洋洋自得的说：“以我六十二岁的年纪，每晚都可来一回（做爱），还不是靠这个。”眼见记者满脸狐疑，他自告奋勇，带记者“见识见识”。
第一站，他带记者到广东佛山市，找到吃开婴儿汤的餐厅，谁知主理的黎师傅却说：“排骨（他们的暗语，指婴儿）不好搞，现货没有，胎盘倒有新鲜的，这东西不能冷冻，新鲜的好。”
黎师傅说，真的要吃那个，“有个外地来打工的夫妻，现在怀孕八个多月，由于两胎都是女儿，再过几天准备盐水催生，如果又是女儿，到时候就可以吃了。”
记者还是半信半疑，调查采访几个星期，还是听的多，没有亲眼见过 ，以为就此打住，谁知过不了几天，王姓台商来电：“东西找到了，天气转冷，有几个朋友正想进补。”
他带着记者来到台山，找到了餐厅。负责的高师傅带著一众人等到厨房“开眼界”。但见那小小的婴尸比猫儿大不了多少，躺在砧板上。“五个多月大，有点小。”高师傅说着似乎有点歉意。
高师傅说女婴尸是朋友从乡下找来的，他不肯透露这女婴的搜购价，只说价钱是依据月份大小、死胎活胎而定。王姓台商说，吃这一盅要三千五百元人民币，其他细节，他不理了。
记者听食客们聊天说，流产或堕胎的死胎，中介人包给产婆几百块红包；若是接近足月引产的活胎，则要付两千元红包给女婴的父母，当是收养。婴儿交到餐厅时，都已死亡，之前是死是活，已无从细考了。记者感叹说：“中国人好进补的习性，已将到天谴的地步了。”
我相信上述报道的真实性，在今天的中国究竟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呢？但是，我又认为，这篇报道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导——似乎喝婴儿汤的顾客仅仅是几个外来的台湾商人，大陆的官员和商人们则完全置身事外。其实，台商不过是“入乡随俗”而已——在大陆，吃婴儿、吃胎盘，在很多年以前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作家廖亦武所著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一书中，有题为《食客迟福》的一章。该书并非“小说家言”，而是地地道道的“口述实录”，诸多细节，触目惊心。有过知青生涯、经商致富的迟福，高谈阔论自己吃婴儿的感受：“稠稠的一窝汤上来，白得晃眼睛。取调羹一尝，鲜得耳门子嗡地一响，我感到浑身都是舌头，在一伸一缩地舔。朋友连问几声：‘咋样？’我都傻了。”这一描述，活灵活现，显然绝非作者的编造。
这不是迟福第一次吃人肉，早在知青时代他就曾经“大饱口福”。迟福回忆说：“运气好也可能捞着个大的，六个月以上才想起流产的傻婆娘，呼天喊地张开血胯，任医生从那洞中一锄接一锄地挖出包袱来，耳朵、鼻子、嘴都齐了，连手脚指甲都有了，这种货，少说也一两斤，弄得不好，撞上临盆流产的，三四斤也打不住。这么大一块，一锅煮不完，就分成两三锅。称斤两，我再怕也要去监督，因为秤星子偏一粒米，就是好几十元。”在无数描写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年代的著述中，我很少见到这样的细节。毛泽东呈现在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