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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肌体上，一面吸取营养，一面还放射毒液。正是这三大部门带头败坏了法治和良知，将国家拖入衰退的深渊。臭名昭著的“八·一九”政变的中心人物，大都来自于这三个部门的领导。他们梦想通过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剥夺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停止已经启动的改革和民主化的进程，并将社会拉回到黑暗的斯大林时代。当然，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保全部门和个人的特权及利益。
著名学者、曾经担任过苏联陆海军政治部副主任和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曾经写过一本斯大林的政治传记，其题目就叫做《胜利与悲剧》。在他看来，斯大林的胜利同时也正是人民的悲剧。他引用了画家韦列夏金一幅画的意象来形容斯大林的帝国——一个顶上立着一只乌鸦的、用人的颅骨筑成的金字塔。当然，“金字塔里面隐藏着活下来的人民，他们确实被自己的希望和信念欺骗了，但对他们来说，过去时代的悲剧是他们自己的历史……”斯大林的帝国是用不道德的、非正义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因此，这个帝国对于斯大林和他的走狗们来说像天堂般的美好，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则像地狱般的恐怖。沃尔科戈诺夫超越了自己的特权身份，勇锐地指出：“无论多么重大的政策，如果不讲道德，都是冒牌的珍品。斯大林是个残酷的政治家，他在整个一生执行这种政策的时候，一点也不考虑起码的道德价值观。因此，对于独裁者来说，人是个工具，是个统计单位，是一大片不成形的物料中的一块。……斯大林以自己的整个一生和自己的行动证明，谎言是无缝不钻的祸害，一切灾祸都从谎言开始。暴力、个人专权、官僚制度、教条主义、恺撒主义——这一切都被谎言美化了。”斯大林开创了这样一种恶例：他赋予党和国家的领袖以另外一种更加重要的身份——黑手党的教父。与之相比，意大利那个弹丸之地西西里岛上的黑手党教父又算得了什么呢？
勃列日涅夫与斯大林形成了一对十分有趣的对照。正如雅科夫列夫所描述的那样，“在苏联领导人中，如果说斯大林是受权力诱惑而败坏的典型，那么勃列日涅夫则是由于欺世盗名而堕落的榜样。”雅科夫列夫写道，勃列日涅夫是衰落时期历史上一名丑角。在他治下，军工集团第一次得以在管理国家的操纵台上安插自己的代表。他学问不大，而且好记仇，他除了几乎能准确地嗅出谁是自己的支持者谁是自己的敌手的本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才能。生前最后五六年，重病不起，实际上已不能工作，但一直被精心隐瞒。但是，看来制度本来就不需要一个有生气的管家。“这已经不是他的过错，而主要是垂死的单一政权的征兆。” 勃列日涅夫的家族疯狂参与走私、贪污等犯罪活动，他的女婿从一名普通军官一跃成为克格勃中将，甚至明目张胆地掠夺国家博物馆中的文物，委托黑社会进行销赃。莫斯科市民都知道，最高领袖的家人们与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本质上看，他们就是一丘之貉。
雅科夫列夫曾经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两年，还在加拿大担任大使十年之久，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着深入的体认（也正因为这段经历，前克格勃头子、“八·一九”政变的主角克留奇科夫攻击雅科夫列夫与美国情报机构有联系。经过俄罗斯总检察院的调查，证明这种说法纯属诽谤）。因此，他一直主张俄罗斯融入欧洲文明，与西方积极对话、和平相处。进入苏共决策层之后，他接触到了许多绝密材料，不禁为邪恶力量挥霍浪费、翻云覆雨的斑斑劣迹而感到震惊，这最终导致了他与这个黑手党帝国的决裂。雅科夫列夫愤怒地写道：“我相信有朝一日我国人民将会知晓：数以亿计的资金被罪恶地滥用于军备竞赛、对外冒险、为别国提供军援；滥用于无任何意义和效益可言的土壤改良计划和谁也不需要的民防建设项目；滥用于搜捕和迫害‘人民的敌人’。”单单所谓的“外援”一项，就令俄罗斯人民背上了沉重的负担。而在决定外援项目的时候，决策层大多盲目行事——只要哪个非洲独裁者声明“走社会主义道路”，再向爱好奉承的苏联领袖说上几句赞美的话，那么数以亿计的援助立刻便捞到手了。这样，在“苏联之友”名单中就出现了“非洲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食人皇帝博卡萨、乌干达的独裁者伊迪·阿明、埃塞俄比亚残酷无情的杀人凶手门格斯图等人。而普通纳税人是毫不知情的，因为这些都属于“党和国家的机密”。
在对外政策上，这个黑手党帝国一只手慷慨大方，大把抛洒卢布；另一只手又紧握大棒，威胁“犯规者”，直接出兵匈牙利、捷克、阿富汗等国。在对内政策上，统治者一只手严密封锁信息、实行愚民教育；另一只手又指挥秘密警察来打压所谓的“异端”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离心离德者”。雅科夫列夫亲眼看到了这种卑鄙政策的可怕结果：“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沉重罪恶不仅在于数百万清白无辜者丧失了生命，他们家庭遭到了悲惨命运，制造了毛骨悚然的环境。这个制度的罪恶还在于人们的心灵无尽无休地被仇视、凶狠和怀疑所扭曲。”这种影响将是长期的，并不因为民主化而突然消失。因此，俄罗斯人民要摆脱阴影，过上健康的、正常的、幸福的生活，还将作出艰辛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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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女儿、妻子和母亲
为了女儿、妻子和母亲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李思怡，是女儿，是中国的女儿，是死于冷漠与邪恶的女儿。一个女儿悲惨的死亡让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了自身的罪，也让我们每一个发现了爱的价值。学者任不寐说的不错──「李思怡之死终结了一个时代，也开启了一个时代」，为了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我们必须站出来，我们必须行动。那么，被终结的时代充满了罪恶、伤痛和眼泪，而即将开启的时代则有可能充满爱、希望和笑声。
在毛泽东之流的恶魔眼中，李思怡之死「轻如鸿毛」。诚然，与独裁者们用铁丝网圈起来的庞大帝国相比，女儿、妻子和母亲显得无比渺小和软弱。帝国不会在乎女儿、妻子和母亲的眼泪──秋瑾、刘和珍、林昭、李九莲、张志新们都倒在了血泊之中，而丁子霖和路坤们依然在路上。
作为「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第一个站出来揭示大屠杀真相，承受著中共政权长达十多年的监视、骚扰及恐吓，她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相与和解。作为「新青年案件」当事人之一杨子立的妻子，路坤由不问时事的传统「贤妻」变成勇敢无畏的妻子，她说：「我用蔑视的眼光看著那些便衣，他们自己处于恐惧中，而不是我们。」丁子霖永远地失去了她的儿子，而路坤新婚的丈夫杨子立被判处八年重刑，这就是「三个代表」的帝国施加给她们的「仁政」。苦难还远远没有结束：卑鄙的特务们给丁子霖打去匿名电话，辱骂她「卖国」；同样卑鄙的特务们登门威胁雇用路坤的公司，强迫其解雇工作出色的路坤。
所有这些凌辱和折磨女儿、妻子和母亲的恶行，都在以「人民」的名义浩浩荡荡地进行著。然而，女儿、妻子和母亲们并没有屈服，她们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她们要为李思怡们带来一片蓝色的天空──与海子的追问「天空一无所有，有谁给我安慰」不同，这片天空将充满爱、幸福和快乐，将被安慰、同情和关怀所包裹。丁子霖和路坤们知道，李思怡也是她们的女儿，李思怡需要她们来安慰和拯救。我想，在上帝慈悲的眼里，女儿、妻子和母亲其实是一个人，女儿终究会成为妻子，妻子终究会成为母亲。她们都将是爱、正义及和平的坚守者。
在这个「遗忘」成为一种生存本能的国度里，我们确实应当为李思怡们，为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们做点什么。如果我们习惯于奴隶的命运，那么我们的女儿、妻子和母亲也自然成为了奴隶的女儿、妻子和母亲。如果我们依然保持沉默，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与那些冷酷的警察有什么区别呢？
日前，在中国大陆的多个独立网站上，一场为纪念李思怡而进行接力的绝食活动正在展开，已经有几百人报名参加。就在我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有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