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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部小说的出版、一部电影的公映，需要总书记亲自下令“放行”，本身就是旧时代的惯例。戈氏决心打破这一惯例。当影片《忏悔》在内部礼堂公映的时候，主管宣传的“理论家”们提出要在政治局里进行讨论，以决定该片是否公映。戈氏立即表示反对，他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由电影工作者、创作协会自己决定。
这一小小的“放权”，却解除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捆绑在作家艺术家们身上的沉重束缚。戈氏本人欣喜地看到了冰层化解的经过：“这样就确立了一个先例，很快那些原来被出版检查打入冷宫的作品纷纷出笼。出版社也开始毫无阻碍地出版艾特玛托夫、阿斯塔菲莫维奇、拉斯普金、莫扎耶夫以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这些作品超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准则，力图恢复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基础的我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他的孙儿孙女们能够享受到“公开性”所到来的好处了：比起爷爷奶奶们来，他们能够阅读到不同的文学流派、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不同的思想倾向的作品，并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取向和思想方式。
对文学的干涉涸对学术的压制，带来的必然是整个民族精神的萎缩。学者霍布斯邦切中肯綮地指出苏联社会结构的致命弱点：苏联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人们的思想，导致了思想活力与质量的下降。在一个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度缺乏的社会，人们是不可能随时适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的。这就决定了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难以获得胜利。
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在一个传统牢固的国家，连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对此，戈尔巴乔夫深有体会：“突破禁区异常艰难。每一次都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强烈抵抗、秘密保有者们的嘟囔和思想家们的痛苦呻吟。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揭开神秘的帷幕使某些机关受到了‘寿终正寝’的威胁——它们的毫无作为和百无一用暴露无遗。然而作为‘制度的看门犬’的思想家们并非毫无根据地认为，真相将会动摇我们的那些教条永远正确的迷信，不单是一个国王、而且整个‘宫廷’都将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好几次，强大的保守势力都差点就胁迫戈氏走回头路了，但戈氏都在最后一刻坚定了自己的决心。既然他本人对那万马齐喑的时代有着切身的体验，那么他怎么会愿意自己的枕边只有一本虚假的领袖著作呢？戈氏痛切地知道，不扩大创作和思想的自由，苏联社会就不可能内在地产生鲜活的生命力。
于是，一个接一个的禁区被突破了，报刊上出现了对丑恶的社会现象、党的各级官员乃至于戈氏本人的批评。但是，即使在自己遭到卑鄙的辱骂的时候，戈氏也没有想过要中止民众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发表自由。从此以后，文学就脱离了政治局的干涉，河流回到了自己的港湾。
俄罗斯文学复兴的希望，正是在这个基点上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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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头子
曾经担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长的吴国桢，是国民党高层最具知识分子气质和改革思想的人物之一。由于他试图在台湾推动民主制度，最后不见容于蒋氏父子，被迫远走美国。他在口述回忆录谈到一次与蒋介石的单独会谈：当时，蒋介石待他相当亲密，突然问他：“你同经国合作得好吗？”吴国桢回答说：“我们相处得不错，如果让我提一个建议的话，先生，我不会让经国当特务头头，因为不管他是否做了好事，人们只会怕他，而不会爱他，尊敬他。如果能让他负责某种人民福利组织，那么我可以保证，大家都会同他充分合作。”这时，蒋走到壁炉边，揉着头说：“今天我很忙，以后再谈吧。”
吴国桢一介书生，思想天真。他哪里知道，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情治机构就是权力的命脉，岂能轻轻放开？对于威权主义领袖来说，让人民“怕他”比“爱他、尊敬他”更重要。那时，蒋介石还希望吴国桢能够为自己所用，所以没有直接拒绝他的建议，仅仅是王顾左右而言它。
吴国桢力图用欧美的宪政理念来约束无法无天的特务们，而刚刚败退台湾之后的蒋氏父子却正需要变本加厉地利用特务机构来控制民众。于是，价值理念的对立最终导致了双方的决裂。后来，吴国桢才明白，五十年代初期蒋经国“位不高而权重”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操控了情治机关和军权：“蒋介石改组了国防部内的总政治部，并由蒋经国领导。该部可以任命每个师、旅的政治军官，甚至下至连的政治军官，表面上这些人负责训练和给部队灌输某种思想，但实际上都是军中的密探，蒋想让自己的儿子经国以这种方式控制部队。从旅长一级开始层层改组指挥部，无论何时，蒋如要撤换一个人，他会要指挥官提名，但实际上都是由经国筛选的。后来，通常须有经国的批准，军官们才能被任命为司令官。”而吴国桢本人虽然是名义上的“省长”和“保安司令”，却连一兵一卒都指挥不动。没有他签发的命令，特务们依然肆无忌惮地四处抓人。
其实，早在抗战中期，蒋经国就开始领导三青团，组建独立的特务系统。由于他的权力的延伸打破了国民党政权中原有的中统和军统对峙的平衡格局，导致中统和军统一致对他产生了无法掩饰的嫉妒。迁台以后，蒋经国更是趁乱将所有的特务系统全部掌控在自己手上。当时，情治机构的整合尚未完成，不同背景的特务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倾轧。吴国桢透露了这样一个生动的细节：有一次，一名特务为了打击另一个特务派系，悄悄地告诉吴国桢说：“你知道吗，省主席，你家中的仆人都被特务收买了。”后来，特务还企图制造车祸消灭处处与他们作对的吴国桢，吴认为蒋经国是幕后的主使者。
长期担任情治机关的首脑，确实如吴国桢所说，给蒋经国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形象，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他有实力顺利接班，成为台湾的实际统治者长达十余年之久。然而，随着时代的变化，“特务治国”越发显得不合时宜。陶涵在《蒋经国传》中指出，“彻底摧毁了蒋经国长期以来对情报机关及秘密行动的信念”的一个突发事件，则是一九八四年震惊世界的“江南命案”。
作家江南（刘宜良）曾经是“党内同志”，后来却反戈一击，在美国以砖头一样厚重的传记作品痛诋蒋氏父子。“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曾专门请江南吃饭，以重金贿赂要求他停止攻击领袖。江南收下钱之后依然痛骂蒋家，形容蒋经国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并开始写作蒋经国的两名政敌吴国桢和孙立人的传记，在两部传记中蒋经国都是以彻头彻尾的“恶棍”的形象出现。
汪希苓受命策划暗杀行动。这一计划也许不为蒋经国所知，但却得到了与特务机构关系密切的蒋孝武的支持。汪希苓将暗杀任务分派给长期受其支持的竹联帮首脑陈启礼。三名竹联帮杀手在旧金山江南住宅的车库将“叛徒”枪杀。
江南命案发生之后，国际舆论大哗。美国警方侦听到陈启礼向台湾情报首脑“报功”的电话，台湾方面再也无法抵赖。蒋经国极度震怒，命令“一查到底”。李登辉、钱复、宋楚瑜等留美回台的官员大为震惊，也深觉羞愧。原本追随蒋经国多年、已经上了年纪的自由派人士也一样觉得抬不起头来。陶涵评论说：“一个党和政权要靠黑道来威吓敌人，绝不是他们当年选择国民党的初衷。”当真相水落石出之际，一向主张传统道德的国民党政权顿时名誉扫地——黑社会向政权的侵蚀，在公众心目中无疑是最不道德、也最腐败的表现。经过这一事件，垂暮之年的蒋经国终于意识到特务机关之不可恃，他一反过去吸收优秀青年从事情报工作的做法，而明白指示，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干部派去从事情报工作。蒋经国还对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示，那是“负数”，意味着他对自己创造出的这样一个怪物充满了无力感。
从某种程度上说，江南命案大大改变了蒋经国的思维方式，也加大了台湾变革和开放的历史进程。正如陶涵所论：“这一事件也重挫国民党内保守派以及情报机关的政治影响力及道德权威。”此后，长期受到压制的改革派声势渐长，而保守派则江河日下、“好日子”一去不复返。江南以自己的生命、以血的代价换来了台湾民主转型启动的加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