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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从来不会被那些邪恶力量所战胜——读完《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一书，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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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拒绝暴力
所有的苏联领导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斯大林、贝利亚之流自然不必说了，就连以改革和“解冻”著称的赫鲁晓夫也有一个抹不去的血腥的污点——他曾经下令用坦克镇压诺沃切尔卡斯克工人集会，那一次死伤惨重。戈尔巴乔夫也并非一个“纯洁的天使”，经过他授意、同意或者默许的镇压事件就有维尔纽斯事件、巴库事件、阿拉木图事件、第比利斯事件等等。与这些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是上百条的人命。这个数字放在斯大林时代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们毕竟是戈氏执政期间最大的污点。
戈氏不是一个像斯大林那样崇尚暴力、企图用暴力来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问题的铁血人物。恰恰相反，正是血的教训使他明白了：暴力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让问题更加复杂化；对一个公民生命的屠杀，将导致整个改革事业失去全体人民的支持。阿·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严厉地斥责了下令对示威群众开枪的格鲁吉亚领导人，并掷地有声地对国防部长亚佐夫说：“请永远记住这些，你今天就发布命令：今后未经政治局许可，军队不得介入国内事务。”
这里，戈氏明确地表达了他本人对暴力的反感。然而，他依然将决定使用军队的权力界定在政治局、而不是最高权力机关——议会之内。这也显示出他与旧制度之间妥协的一面和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追问：难道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对人民的镇压和屠杀，就是合法和合理的吗？在一个现代宪政国家里，军队绝对不能介入国内事务和党派纷争，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
尽管如此，戈氏毕竟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他至少可以依靠自己的品质来阻止悲剧的发生。对此，索尔·舒尔曼评价说：“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就是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去自行毁灭。”
法国历史学家塔列兰曾经对法兰西皇帝说过：“用刺刀可以做很多事情，然而并不能坐在刺刀上。”戈氏是苏联领导人当中第一个拥有这种智慧的人。他不仅在国内事务中最大限度地限制武力的使用，而且在国际事务中也扭转了咄咄逼人的扩张势态。他启动了从阿富汗的撤兵，他促成了两个德国的统一，他默许了东欧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他的前任们却采取派兵入侵的方式，先后镇压了匈牙利和捷克的民主运动。戈氏完全有力量像前任们那样做，但他没有那样做——对强硬派提出镇压罗马尼亚反共起义的要求，他愤怒地回答说：“怎么，你们还想用坦克解决问题！”
戈氏承认：“我们邻国发生剧变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诡计。它的背后是每个民族渴望自由的强烈愿望。人们希望摆脱自己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军队。他们不愿意忍受‘老大哥’肆意妄为，不愿意看克里姆林宫一个个主子的脸色行事。”在一个具有悠久的大国沙文主义传统的国家里，戈氏的平等理念面临着民族主义分子们强大的压力。他却坚持不退让，这尤其让人肃然起敬。
当有人指责戈氏“把社会主义国家给断送了”的时候，他愤怒地反击说：“什么叫‘断送’几个国家？这种指责本身就使指责的人露出了马脚。他们是一些帝国思想的信徒，是相信强权可以将别国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支配的人，是相信可以玩弄人民命运的人。所以这些问题是挺气人的。它们反映了过去时代的政治思维。现在还抓住这种思维不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所作所为，不管它是‘东方式的’，还是‘西方式的’，对人类来说，都是极其有害的。”
戈氏特别强调说：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这是他执掌着一个超级大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六年之久后的肺腑之言：“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他是苏联历任领导人（短暂掌权的过渡人物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除外）中唯一没有大规模使用武力的人。戈氏的预言在目前许多国际冲突的热点地区都被验证了。显然，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戈氏无论是在行为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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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政治局
在苏联社会，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奇怪现象：许多文学作品的发表和出版居然要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非开放社会”来说，这又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专制统治者们对文学以及文学背后的自由天性充满着警惕和恐惧。
在赫鲁晓夫时代，短暂的“解冻”是由于领袖本人对爱伦堡、左琴科、索尔仁尼琴等人的作品的“网开一面”。政治局会议掌握作家和作品的生死大权的传统，并没有受到根本的质疑和改变。赫鲁晓夫对某些作家比较宽容，而对另一些作家却如同斯大林那样专横。他的文化程度有限，理解能力也有限，却蛮横地以自己的喜好为全国人民的喜好，从而深深地伤害了文学艺术的发展。直到下台之后，他才对此有了深切的反省。而当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所有闪烁着思想和艺术的光芒的作品又重新遭到了封杀和冷冻，大师们更是遭受到诸多的人身迫害和人格侮辱。
这些顽劣的官僚们不知道：他们的限制、侮辱和迫害，不仅无损于文学艺术家们的伟大，反而使得他们在民众心目中拥有了崇高的地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一九一七年以前的帝俄也厌恶、惧怕文学创作的自由。但沙皇政权因不像现在的苏维埃政权这么教条，所以他们发现，对俄国作家施加压力，对政府反倒起了负作用。就是说，他们知道镇压非但没有削弱作家的影响力，反而使其加强了。”苏联的统治者们居然比沙皇还要愚昧。长期以来，苏联的文化宣传官员们做的居然是替作家艺术家们做广告的作用——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受到官方的批判和禁止，人们就会疯狂地阅读和传颂。
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会议之后，他是延续这种传统，还是以此为突破口寻求变革的可能呢？这时，他收到了作家阿·雷巴科夫寄来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作家希望获得总书记的帮助，让搁置多时的作品早日得到公开出版。戈尔巴乔夫读完了这本书，“稿子在艺术方面并未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其中再现了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环境氛围”。戈氏认为，此书的可以充当“问路石”的角色，于是便批准了该书的出版。果然，《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出版之后，人们争先恐后地阅读，并从中解读出总书记坚决不走回头路、一心实行社会改革的政治意向。
戈氏不断收到作家的手稿，还被邀请去观摩新摄制的电影。他发现了作家艺术家们身上自由不羁的才华，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倡导宽松、多元的创作环境。他在阅读那些所谓“出格”的作品的时候，不禁感叹说：“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学时代竟然没能读读这一切！是的，我们这一代人缺少精神营养，只准许吃一份单纯意识形态的可怜口粮，却被剥夺了亲自去比较、品尝、对照不同流派的哲学思想并作出自己选择的机会。”
然而，一部小说的出版、一部电影的公映，需要总书记亲自下令“放行”，本身就是旧时代的惯例。戈氏决心打破这一惯例。当影片《忏悔》在内部礼堂公映的时候，主管宣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