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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不能不钦佩我所认识的和尚和居士们。我确实认识了一些真正信佛的人，我的决定皈依与他们不无关系。记得几年前，我就对研究佛学的朋友说，想去寺院住一阵，分享僧尼们的净土。他劝我别去，说你会失望的，如今已是到处无净土。几十年对宗教的极左作法加上近来的商品世界的冲击，真和尚真尼姑已经不多，有的把出家变成职业了。要不是遇到了几位学佛的大学生，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感到了纯净，我就不敢到雪窦寺去，害怕读佛经所得到的境界被破坏了。待到见到和尚，我更感到真正的信仰还是有的。
雪窦寺的和尚年纪都不大，住持月照法师才二十八岁，被聘为首席和尚和监院的了我法师也只有四十来岁。可是他们的智慧和威仪不是凭年岁可以度量的。他们是那么慈祥、平静，像一潭清水。听月照法师开示，使我不敢想他的年纪，我甚至相信他已经活了很久很久，比我要久得多，他那光光的头顶上鼓着一个界线分明的土包，像图画上的寿星老。他的语调低缓平和，讲到任何问题都无碍障隐晦，表现出坦荡的胸怀。只是在他开示时偶然拍掌，我才会想起，他还是个年轻人呢！了我法师每天领我们念经绕佛，几天之中，未曾发现他有丝毫懈怠，行走坐跪都如礼如法，堪称表率。好几次，我想问问他们，为什么出家呢？以你们的气质仪表文化水准，在今天的社会上获得—份幸福的常人生活应该完全不成问题。和尚有二百五十条戒律，你们怎么忍受得了？可是每一次我都退缩了，因为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太低俗了。燕雀不知鸿鹄之志，怎知修行人的常、净、我、乐追求之崇高？而且，佛教把天人世界分为欲、有色、无色三界，人心、人世又何尝不是这三界并存呢？我们俗人大都在欲界打滚，和尚尼姑们通过守戒修行把自己从欲界、色界甚至无色界中超拔出来，为浑浊的人世开辟一块净土，作为俗人，我只应顶礼致敬，虚心学习，怎么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我所认识的几位小和尚也让我肃然起敬。天天在我们住处打扫卫生的果明，才十八岁，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可是他的举止、神态却让我不敢把他当孩子看待，甚至不敢对他有丝毫怜惜。每天早上撞钟念诵的小和尚个子短小，其貌不扬。可是我每天都不肯错过听他撞钟念诵的机会。他的钟声诵声把我带入神圣、清明、宁静、悠远的境界，这就是修行人的魅力！
我可能永远达不到那些和尚们的境界，但是我愿意追随、学习。
五
离开雪窦寺已经二十多天了。似乎在和以前一样的生活。不打坐，不参禅，亦不去寺庙。鱼汤肉汤照样喝。但变化在心里。
总记住一句话：修行就是修正行为。所以总能发现自己的行为应该修正之处。比如私心杂念太多，火气太大，能负重而不能忍辱，等等。便时时警惕，别再重蹈覆辙。结果，笑的时候比以前更多，焦躁上火的时候大大减少。眉心处两道平添“英气”的竖纹，渐渐地淡了。二十多天来，心无旁骛，只读经书，虽然仍表现出书生的迂腐，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是认真的。我一定要弄懂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不能赶时髦，随大流。
前几天，读六祖坛经，处处字字叫我“明心见性”，我执执拗拗地追求，也不见心在哪里，性在哪里，很有点急，便请教一位学佛的同事，六祖所说是不是太玄了？他笑着说，你这是在参禅啊！既如此，你不妨照此想下去，想到尽头，便是悟，这叫“思维修”。我将信将疑，就执拗下去。一天，想着想着，突然想起多年前反复作过的一个梦来。我梦见自己走在一条河边，河很宽，岸也很宽，河水静我也很静。多少年过去，梦境依然鲜活，因为我一直没明白那是一条什么河，何以无人迹声音，又无水纹波涛？现在，我却突然找到了解梦的钥匙，那不就是我和我的影子吗？那河是我的自性，那岸上走着的就是离开了自性的影子。我何不将影子抛进河里，化为河水，与河融为一体？那样，河也不见、我也不见、岸也不见了。便不需要再寻找什么，不要船，不要桥，不要救生衣。我在河里，河在我里，宁静浩渺，川流不息，岂不就是大自在了？想到此，泪如泉涌，心大欢喜，一连声地念“南无阿弥陀佛”，数十声，数百声，无暇去计。我将感受告诉那位学佛的同事，他说“恭喜恭喜”。
真的值得恭喜吗？我可是一个多月未写一个字了。好像进入了冬眠期，前不久，在一家晚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文章的最后念了一声“阿弥陀佛”。一位久未联系的老友便写信来责备：“一个关心人民的作家”去念阿弥陀佛了，真是奇迹！倘使他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又会怎么想呢？只好由他去了。扪心自问，内心的关怀未曾减少，肩上的使命也未曾减轻，容纳和承担烦恼的心力倒是增大了不少，所以，在这篇长文的结尾，我还是要念一声：阿弥陀佛！
1995年4月15日
最初的晚餐
作者：陈忠实
陈忠实（1942—），西安市东郊人。著有长篇小说《白鹿原》等作品。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忽然联想到“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名字，不过对我来说，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而是最初的一次，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
那时候我30出头，在公社（即现今的乡政府）学大寨正学得忙活。有一天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即省作协）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到电话的最初一瞬就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便毫不犹豫地推辞，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回答说接待人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更不许含糊。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作陪的名单，是因为我在《陕西文艺》（即《延河》）上刚刚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都是注释演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接待作陪的人员组成考虑到方方面面，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几棵大树都被整垮了，我怎么也清楚我是猴子称王的被列入……
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包的外衣和衬衣，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钉的，连袜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工资39元，连我在内养活着一个5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到。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太划不来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借衣服的对象第一个便瞄中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龄，个头高低身材粗细也都差不多。他的人样俊气且不论，平时穿戴比较讲究，我几乎没见过他衣帽邋遢的时候。他的衣服质料也总是高一档，应该说他的衣着代表着70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地区的最高水平。“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对他在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不贪污公款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大约是哔叽料吧我已记不清了。衬衣没有借，我的衬衣上的补钉是看不见的。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我的三个组员（工作组）经过一番认真地审查，还是觉得太旧了点，而且再三点示我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影响”问题，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要我穿上试试。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摇头了，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整个把我装饰得面目全非了，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我最后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稍微小了点但可以凑合。
第二天中午搭郊区公共车进西安，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见了，又是从头到脚的一番审视，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组员英雄所见一致：太旧。我没有好意思说透，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她也点示我不能马虎穿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影响政治影响”的大事。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这一点感动，大家都首先考虑国家面子。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我换上以后倒很合身。老贺说很好，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说我整个儿都气派了。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