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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的第二位妻子，我从未见过面的另一位“母亲”悄然而逝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对他的一切憎恶、歧见，一下子消失得净尽。对于一个失去了伴侣、老境凄凉的他，油然生出了揪心扯肺般的同情和牵挂。我第一次主动给他写信，要他节哀，要他注意身体，要他放宽心胸，我会侍奉他的天年，还希望他搬来同我一起住。为什么会如此，我至今也说不清。而且，我从此同两位异母妹妹建立了联系，虽然关系不比同母兄妹更密切，但我在感情上已经认定，除了我同母的妹妹之外，我还有两位妹妹。从那时起，我们父子间感情的坚冰融化了。我把过去的一切交给了遗忘，而他，也尽力给我们以关怀，似乎要追回和补偿他应给而没有给我们的感情。
我大约同他一样在感情上是脆弱的。当我第一次接到他的电话，嘱咐我不要太累的时候，我竟然掉下了热泪。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父亲流泪，我终于有了一位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可以像别人的父亲那样来往的父亲。在我年届半百的时候，上天给了我一个父亲，或者说生活把早已失去的父亲还给了我。我从我的已长大成人的儿子们的眼光中看到了惊诧，他们同我一样感到突然，他们的爷爷从模糊的传说的迷雾中走出来清晰地站到了面前。他们甚至有些羞涩和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一个真实的祖父。对我来说，父亲曾经是个迢遥而朦胧的记忆，除了憎恶便是我不幸的童年的象征，是我母亲那点点热泪的源泉，是她大半生悲苦的制造者。她那开花的青春和一生的愿望都被父亲断送。而今，另一副心肠的父亲，孤单地站在我面前，他希求谅解，他渴望补偿，却再难补偿。我，做为母亲的儿子，一下子“忘了本”，扔掉了所有的忌恨，孩子一样地投到了老爸的怀抱。这或许是我太渴望父爱，太希求父爱的原故吧。
此后，他不断给我电话和书信，给我送药，约我们见面，纵论家国大事，也关心我的儿子。表现出一个父亲应有的爱心。
我衷心地感激上苍，在我施父爱于儿子的时候，终于尝到了父爱的金苹果。虽然太迟、太少，总算填补了一生的空白。
上苍又是严酷的。这经过半个世纪才拣回来的父爱，又被无情地夺走了。
去年五月，半夜里被电话惊醒，知道父亲突然病危住院，病因不明。我急急地跑到医院，发现他已经处在濒死状态，常常陷入昏迷。他突然莫名其妙地全身失血，缺血性黄疸遍布全身。但他不相信自己会这么快走向坟墓，依旧顽强地遵从医嘱：喝水，量尿，直到他预感自己再也无法抵抗死神时，才开始断断续续述说自己的一生。在我同他不多的交往中，我第一次发现他有如此的勇气和冷静。面对死神，他没有丁点儿的恐惧，他平静地对我和我的异母妹妹述说自己的一生。他说他的父母，他的故乡；说他怎样在穷苦中努力读书，一心要上学；说他的坎坷，说他的愿望；他喟然感叹：“我这一生真不容易……”他还要求为他拿来录音机，不知是要把自己最后的话留给我们，还是再听一遍他关于1990年自己该做些什么工作的设想。（他死后我翻拣他的笔记本，见扉页上赫然写着：1990年要在科研上作出新的成绩，写出几篇文章）。听着他断续的话，我再也忍不住，跑到走廊里，让热泪滚滚流下。
他去世的那天凌晨，我跑到他的病房，妹妹一下子抱住我大哭。我伏在他还温热的胸脯上一声声叫着“爸爸”，想把他唤回，他的灵魂应当知道，那一刻，我喊出了过去几十年也没喊过那么多的“爸爸”；我失声痛哭，我不知是哭他还是哭那刚刚得到又遽然而逝的父爱……。
他走了。从他告别人生的谈话中。发现他虽有遗憾，但没有惆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却留给我和我的兄妹们无法述说的隐痛。从小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两位妹妹，因为失去了他而陷入孤寂；我们则把刚刚得到的又还给了空冥；我们兄妹都突然被抛向了失落。而这失落是我生平第一次体味到的。
他的丧仪可谓隆重，所有的人都称赞他的品格和学识。只有我们才知道他怎样从一个孩子们心目中的坏父亲成为一个为他衷心潸然的好父亲。这是几十年岁月的磨难才换来的。
他把糖尿病遗留给我，让我总也忘不掉他。然而我不恨他，反而爱上了他，并且从他身上看见了良知的光辉。当一个人抛弃了他的过失并且竭力追回正直到时候，就能无愧地勇敢地面对死亡。何况，他生前还那么努力地工作，正如《光明日报》的文章所说的那样，是一支“不灭的红烛。”
我早就应当写这篇文章，然而我不知道怎样分清对他和对母亲的感情。忘记他的过去，似乎有悖于母亲的恩德，然而只记得他的过去，似乎又对不住他后来的爱心。噢，妈妈，我是最最爱您的，相信您会懂得儿子的心，这也正是您教诲我的，应当始终记住别人的好处。况乎，他是我的父亲。
我曾经不爱而今十分爱恋的父亲，您的灵魂或许还在云头徘徊。您可以放心，我们爱您，爱一个过而能改，勤勤恳恳为民族为祖国工作的知识分子，爱一个用余生补偿父爱的父亲。愿您安息！
结缘雪窦寺
作者：戴厚英
戴厚英（1938—1996），女，安徽颍上人。著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中短篇小说《锁链是柔软的》等。
一
三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我与一位朋友去浙江奉化雪窦寺住了一阵，参加了那里的“打佛七”活动。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住在寺院，身临其境地体验宗教生活。吃素、念经、斋戒。去的时候我是一个刚刚开始读几本佛经的人，朋友则对佛教一无所知。她说，所有的宗教在她看来都是迷信，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宗教能够历经几十年而不衰，所以应该去看看。当然这只是表面原因，我知道，其实她和我一样，在寻求人生的新支点。三十多年前，我们还都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被封为“文艺理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成为“三个小辫子”中的两个。如今，我们各自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人生，内内外外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有一点却没有变，那就是我们仍然不愿意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度完下半生，并且不愿意把挣钱多少做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我们都在不懈地追寻。她已退休多年，家庭生活也不错，但还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劳碌，发挥“余热”。我呢，则坐在书斋里，苦苦思索。
我为什么会想到去读佛经呢？说来话长了。大概十年前，我写过一篇散文，题为《佛缘》，便透露出一点消息。当时，我对连续几年反复出现的同一个梦境感到奇异。我梦见我孤零零地走在一群无山脉相联的山峰里，目标明确，找佛。我也知道我找的就是那座最大的山峰，它就是佛，寺院佛堂都藏在它肚里。可是，每当我走近它的时候，就莫名其妙的心生恐惧，要回转身去。梦便在这时醒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解释不了我的梦，我便往自己心灵深处追寻，或者我有佛缘，与佛一直有着若明若暗或断或续的联系？
当时并不十分看重这个梦境。人道主义的信念使我充满信心和力量。《佛缘》发表之后，偶然也会向朋友提起那个奇异的梦，但不想深追，因为我不需要也不相信有一个彼岸世界。我一如既往在人性和人道的路上耕耘。
近几年，内心的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说不清从哪一天起，我对人性开始怀疑，并且感到人道主义不能解决我面临的全部问题，问题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客观现实的刺激。现实如何，无须我说，我只想说确实感到难以名状的失望和失落。决不是某些人所说的知识分子失去了中心地位之后的失落感或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口中的酸水。我觉得无论我还是中国知识分子整体，都不曾获得过什么中心地位。希望跻身于中心地位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的，不少已获得了成功，但这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我感到的是理想的失落，本质的失落。时时处处可以看到感到个人或群体毫不心痛地掏尽了自己的灵魂，把欲望扩充，把金钱填进去。本末倒置，头足倒立。传媒天天出现关于文化的描述，文化遍及吃喝拉撒，肤发面皮，却始终没能让我看清文化的本体。一堆堆东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