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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中华百年百篇经典散文-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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綮对人说他的诗思,在灞桥雪中,驴背上,真是懂得冷趣的说法。 
  当我们在岳王庙前登舟时,雪又纷纷地下来了。湖里除了我们的一支小划子以外,再看不到别的舟楫。平湖漠漠,一切都沉默无哗。舟穿过西泠桥,缓泛里西湖中,孤山和对面诸山及上下的楼亭房屋,都白了头,在风雪中兀立着。山径上,望不见一个人影;湖面连水鸟都没有踪迹,只有乱飘的雪花堕下时,微起些涟漪而已。柳宗元诗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我想这时如果有一个渔翁在垂钓,它很可以借来说明眼前的景物。 
  舟将驶近断桥的时候,雪花飞飘得更其凌乱,我们向北一面的外套,差不多大半白而且湿了。风也似乎吹得格外紧劲些,我的脸不能向它吹来的方面望去。因为革履渗进了雪水的缘故,双足尤冰冻得难忍。这时,本来不多开过口的舟子,忽然问我们道:“你们觉得此处比较寒冷么?”我们问他什么原故,据说是宝石山一带的雪山风吹过来的原因。我于是默默的联想到智识的范围和它的获得等问题上去了。 
  我们到湖滨登岸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公园中各处都堆满了雪,有些已经变成了泥泞,除了极少数在等生意的舟子和别的苦力之外,平日朝夕在此间舒舒地来往着的少量少女,老爷太太,此时大都密藏在“销金帐中,低斟浅酌,饮羊羔美酒,”——至少也靠在腾着红焰的火炉旁,陪伴家人或挚友,无忧虑地大谈其闲天,——以享受着他们“幸福”的时光,再不愿来这风狂雪乱的水涯,消受贫穷人所惯受的寒冷了!      
“文革”博物馆  
作者:巴金 
  巴金(1904—),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散文集《海行杂记》、《随想录》,译作《往事与随想》(赫尔岑)、《处女地》(屠格涅夫)等。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淡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做“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20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20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做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20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征,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厘米,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3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1966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1984年5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20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      
书  
作者:朱湘 
  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诗人。有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永言集》,散文集《中书集》等。     
  拿起一本书来,先不必研究它的内容,只是它的外形,就已经很够我们的赏鉴了。 
  那眼睛看来最舒服的黄色毛边纸,单是纸色已经在我们的心目中引起一种幻觉,令我们以为这书是一个逃免了时间之摧残的遗民。他所以能幸免而来与我们相见的这段历史的本身,就已经是一本书,值得我们的思索、感叹,更不须提起它的内含的真或美了。 
  还有那一个个正方的形状,美丽的单字,每个字的构成,都是一首诗;每个字的沿革,都是一部历史。飙是三条狗的风:在秋高草枯的旷野上,天上是一片青,地上是一片赭,中疾的猎犬风一般快的驰过,嗅着受伤之兽在草中滴下的血腥,顺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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