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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有少数百姓在山下种地，她们是雇了向导一同上山的。向导看见她们那样郑重其事地掩埋尸骨，心中感到奇怪，但也不便多问。又见她们在坟前念了经文，哭了一阵，方才下山。
从此，这里开始传说，有两个尼姑如此如此，但没有人知道她们的名字和来历。又过了些时候，当阳县知县也听说了，派兵捉拿两个尼姑，却早已无影无踪。
红娘子和红霞从此就在鄂西鄂北一带云游，后来又到过四川、到过汉中一带，往北还去过南阳，一面云游，一面暗传白莲教。每年也回一趟王屋山，看看尼庵中情形，作些吩咐，但不久住。这样，她们在川陕鄂交界的许多府、州、县慢慢地播下了白莲教的种子。直到她们死去，这种子还在继续传播，生根发芽。
过了大约一百五十年上下，就在襄阳、宜城、随州一带，突然爆发了白莲教起义。紧接着，四川、陕西境内也爆发了白莲教起义。这时正值清朝嘉庆初年，人们只知道起义蔓延数省，震动了全国，却没有想到，一个半世纪前，红娘子和红霞暗暗地传下了白莲教的种子。人们更不晓得，红娘子出家后，上承明朝初年的唐赛儿。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的领袖虽然已是好几代以后的徒弟，但她们都还记得自己的祖师。只是官府抓到她们的时候，不管如何审问，没有一个人吐出真情，为的是怕泄露了王屋山上尼庵的秘密。
后记
1999年4月29日，是我一生中最悲痛的日子：我敬爱的父亲走完了他89个岁月的人生旅程，因病溘然辞世。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当日向国内外发出专讯后，《李自成》的许多热心读者纷纷来电来信，除对老人不幸病逝表示悼念外，无不关切地询问：《李自成》第四、五卷是否已经完成？何时出版？当时我曾通过报界告诉大家：我父亲在病逝前已基本完成了四、五卷，并交中国青年出版社编排，很快即可奉献给广大读者。
我之所以说“基本完成”，是因为父亲早在80年代中期就完成了四、五卷口述录音书稿，之后经不断修改，部分单元在《小说》上连载，受到读者和专家好评，但是他总感到离他的艺术追求尚有距离，而视为“未定稿”不愿拿出来出版。即使已经出版的第一、二、三卷，也同样视之，计划待四、五卷经修订出版后，连同前三卷再仔细修订一遍，全书才算最终定稿。
有的读者询问：第三卷出版于1981年，为什么四、五卷拖了这么多年？对于这个问题，我父亲的前助手、现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的俞汝捷同志在他的悼念文章中已做出很好回答：因为姚老“太认真”，“太苛求自己”。的确如此。譬如父亲为了写好决定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朝命运，改变中国近三百年历史的“成败存亡关头”等四、五卷中的重要单元，除了花费大量时间查阅和研究明末清初史料，不顾年迈去山海关、通山等处实地考察外，对耗费数年心血写成的二三十万字书稿，很不满意，毫不惋惜地用红铅笔写上“作废”二字，弃之文件柜一角。然后重头再写，以致光阴这样一天天逝去。父亲对创作如此认真，如此苛求，充分体现了他们一代老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和个性：对作品、对读者、对祖国文学事业的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
诚然，除上述原因外，还有一个人人都不能违背的自然规律。父亲到了晚年，尤其是进人80高龄以后，虽依然壮志满怀，雄心不减，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写作，没有节假日，没有休息天，但毕竟年龄不饶人，体力、精力一日不如一日，原本就很慢的写作进度更显减慢；原本能较易越过的创作中的“障碍”和“高山”，现在攀援时显得力不从心。为此，父亲每日都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并唯恐全书写不完，随他百年而去。因此，即使在他1997年初春，因写作过于紧张劳累而突发中风倒在书桌旁，住进医院的第一天夜间，仍然顽强地起床写作。我在困睡中，恍惚听到扑通一声而惊醒，看见父亲躺在床边的地上。我一边呼叫“怎么啦！”一边把他抬到病床上。父亲却说：“我要起来写《李自成》，写不完对不起读者。”我一时语塞，无言劝慰，而禁不住泪流满面。
还令人难忘的是，今年春节前夕，父亲病情日趋加重，陈昌本等中国作协领导来家慰问，他在床榻前告诉父亲，作协已决定将《李自成》作为十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父亲听后欣慰地微笑了，吃力地、缓慢地低声吐出六个字：“功劳是大家的。”这是父亲的肺腑之言。因为在整整四十年的《李自成》创作岁月中，曾先后得到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央和各级领导同志的巨大关怀和支持，一次又一次度过了艰难岁月，使《李自成》创作得以继续下去，成为“十年浩劫”及其后百废待兴中最幸运的老作家。同时，数十年来，父亲也得到许许多多同志和朋友的热情支持和鼎力帮助。对此，父亲也是念念不忘和衷心感谢的。例如，1977年开始给父亲做了八年助手的俞汝捷同志，为整理第三、四、五卷的口述录音稿，付出了大量心血；父亲生前助手许建辉同志，在父亲病后为整理四、五卷书稿，保证按期出版，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还有张葆辛、刘文田、赖云峰、杜海波及姜晓燕等同志，也都先后或长或短地在父亲身边工作过，为《李自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父亲因为《李自成》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结下了不解之缘，建立了作家与出版社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尤其是担任《李自成》第一卷责编的江晓天同志，第二、三卷责编的王维玲同志，在昔非今比的政治风暴不时骤起的年代里，他们不顾个人安危与得失，与“右派”父亲通力合作，度过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使《李自成》第一卷在1963年得以出版；在“四人帮”粉碎后的1976年冬和80年代初，通过艰辛劳动，又先后出版了第二、三卷。父亲患病后，李向晨和吴晓梅两位同志继而担任了第四、五卷的责任编辑，经过三四百个日日夜夜，确保了四、五两卷的如期和较高质量出版。在四、五卷的编辑过程中，俞汝捷、陈浩增。王维玲、周勃、胡德培等同志对四、五卷校样进行仔细审读，洪光义、李刚等同志帮助进行终校，这些同志也都为四、五卷的出版花费了不少心血。父亲匆匆走了，再也不能表达对这些同志和朋友的感激之情，我只好代表先父向他们再一次深深致谢。
在这篇短短的后记里，我不能不提到与父亲患难与共。相濡以沫近70载的母亲。母亲无愧是父亲的忠诚伴侣和贤内助。早在1957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父亲因敢于说真话而被错划为“极右派”，母亲忍辱负重，仍一如既往地鼓励、支持父亲将来一定要写出《李自成》，重新点燃了父亲对未来的希望之光；60年代初，即在父亲摘掉“右派”帽子后，为保证父亲安心创作，解除后顾之忧，毅然辞去她所热爱的职业教育工作，来到父亲身边，成为家庭主妇；在她花甲之年，学习打字，用已迟钝的双手，起早贪黑，用老式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为父亲敲打出了二百多万字的书稿；在“文革”初期抄家风正盛时，是母亲与姜弘、周勃同志一起冒着风险把部分二卷手稿藏匿在朋友家楼顶的隔层中，而免遭劫难。直到七年前母亲突发中风，操劳辛苦了一辈子才算得以“休息”。父亲患病前，每日都不时来到病榻前久坐，拉着瘫痪失语的母亲的手，常常含着眼泪深情地对儿孙们说，一定要侍候好你们的母亲、奶奶，没有你们的母亲、奶奶，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就不会有《李自成》……有时候，竟像孩子一样失声痛哭。父亲有这样一位伴侣，我有这样一位母亲，怎么不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李自成》为祖国的文学事业树起了一座丰碑，那么碑上应该有许许多多人的名字，上面也应该镌刻上我母亲的名字：王梅彩。
父亲生前虽然没有能够看到他为之呕心沥血17年的《李自成》四、五卷的出版，没有看到他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70载的成果——《姚雪垠书系》20卷的同时问世，并带着未能实现的《天京悲剧》、《大江流日夜》等创作宏愿，无限遗憾地匆匆远行。但一位满头银发、双目炯炯有神、率直坦荡。乐观自信，甚至带有几分童真的“文学老兵”，一位饱经风雨坎坷、人生磨难，但始终如一地充满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