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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原的班车终于开过来了！
但车没有在罐子村停，刮风一般向米家镇方向开了过去，车里面看来没坐几个人——除非万不得已，谁愿意大年三十才回家呢？
汽车走了，只留下一条空荡荡的路和路边上三个孤零零的人。
猫蛋和狗蛋几乎一齐“哇”地哭出了声。兰花尽管被生活操磨得有点麻木，但此刻也忍不住伤心，泪水在那张饱经忧患的脸上淌着。她只好哄儿女说：“甭哭了，咱们到你外爷爷家去过年……
兰花拉着两个孩子回到家里，把做好的年茶饭用笼布一包，然后锁住门，母子三人就去了双水村……兰花和孩子门怎能想到，大年三十那天，王满银还踯躅在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他身上的钱只够吃几碗面条，甭说回家，连到黄原的一张汽车票都买不起。
这位生意人通常作不起大买卖。因为没有本钱，他一般只倒贩一点猪毛猪鬃或几张羊皮，赚两个钱，自己混个嘴油肚圆就心满意足了。在很多情况下，他象一个流浪汉，往返流落在省城和黄原之间的交通上；这条线上的大小城镇都不止一次留下了这个二流子的足迹。他也认识不少类似他这样的狐朋狗友；有时候嘴巴免不了要吊起来，就在这些同类中混着吃喝点什么。当然，他也得随时准备款待嘴巴吊起来的朋友。他从没想到过要改变他的这种生活方式。浪荡的品质似乎都渗进了他的血液。有时候，他记起自己还有老婆孩子，心里忍不住毛乱一阵。但二两劣等烧酒下肚，一切就又会忘得一干二净，继续无忧无虑地往返于省城和黄原的大小城镇，做他的无本生意。
入冬以后，生意更难做了。政策一活，大量的农民利用农闲时节，纷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使得象王满银这样的专业生意人陷入困境之中。
眼看走投无路，身上的几个钱也快吃光的时候，他突然听说上海的木耳价钱很贵，一斤能卖二十多元。这“信息”使王满银萌发了到上海贩卖一回木耳的念头。本地木耳收价每斤才十来元，可以净赚十多元呢。好生意！
可是想想他身上剩了四五十块钱，只能买几斤木耳，跑一回上海实在划不来。他只好望“海”而兴叹。
但天无绝人之路。这一天，他在黄原和省城之间的铜城火车站碰见他丈人村里的金富。他和金富在这一线的各种车站常常不期而遇。王满银明白金富是干什么行当的，知道他身上有钱。他于是就低声下气开口向这个小偷借贩木耳的钱。“得多少？”金富很有气派地问。
“有个五百……来块就行。”
“那太多了！我只有一百来块。”
“也行！”
这位小偷慷慨解囊，给王满银借了一百块钱。金富有金富的想法。他知道王满银的妻弟孙少安是双水村的一条好汉，和他爸他二爸的关系也不错。和一个乡邻总比惹一个强。再说，二流子王满银还不起帐，他将来也有个讨债处——据说少安家现在发达起来了。
王满银拿了金富的一百块钱，很快托一位生意人朋友买好木耳，就立刻坐车去了上海。他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地方做生意，除不心怯，情绪反倒十分张狂，似乎想象中的钱已经捏在手里了。
到上海后，他一下子傻了眼。这里木耳价并没有“信息”传播得那么高，每斤在自由市场上只能卖十四六元。他又没拿自产证，一下火车就被没收了，公家每斤只给开了十三元钱。妈的，这可屙下了！
王满银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仓惶逃出了这个冷酷的城市。
他从上海返回省城时，象神差鬼使似地，碰巧又在火车站遇见了金富。他只好给小偷还了一百块债，身上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连原来带的几十块钱，也大部分贴进了这趟倒霉的生意中。
金富当时念老乡的可怜，引他在街上吃了一顿饭，然后又把他带到自己住的一个私人开的旅店里。
两手空空的王满银跟着这位小偷走进一间阴暗的小房子。
金富拉过一条枕巾把皮鞋擦了擦，然后在洗脸盆里撒了泡尿，对王满银说：“你做那屁生意能赚几个钱？你干脆跟我学几手，票子有的是！”
王满银畏惧地笑笑，说：“我怕学不会……”
“只要下苦功，就能学会！看，先练这！”金富说着，便伸开两只手，将突出的中指和食指连续向砖墙上狠狠戳去。他一边示范，一边对王满银说：“每天清早起来，在吃饭和撒尿之前，练五百下。一直练到伸出手时，中指和食指都一般齐，这样夹钱就不会拖泥带水。另外，弄一袋豆子，每天两只手反复在豆子中插进插出几百下。这些都是基本功。最后才练最难的；在开水里放上一个薄肥皂片，两个指头下去，练着把这肥皂片夹出来。因为水烫，你速度自然就快了；肥皂片在水里又光又滑，你能夹出来，就说明你的功夫到家了……”
王满银坐在床边上，听得目瞪口呆。他绝对吃不了这苦，也没这个心胆。他摇摇头说：“我怕没本事吃这碗饭……”
金富一看王满银对此道不感兴趣，也就对王满银不感兴趣了，说：“我下午就走呀，马上得结房费！
这等于下了逐客令。王满银只好离开这个贼窝子，重新来到省城的大街上。
眼看就要过春节了，王满银这会儿心里倒怪不是滋味。往年他总要年前的十来天赶回家里；而且身上也有一点钱，可以给两个孩子买点礼物。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血，他在心里也亲他们，只不过一年中大部分时间记不得他们的存在。只有春节，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父亲。
可是现在，别说给孩子买点什么，连他自己也没钱回家了。
王满银在省城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遛达。他也坐不起公共车，在寒风中缩着脖子，从这条街逛到那条街，一直逛到两只脚又疼又麻才返回到火车站的候车室——他临时歇脚的地方。
因为临近春节，候车室一天到晚挤得水泄不通。他要等好长时间，才能抢到一个空座位，而且一坐下屁股就不敢离椅子，否则很快就被别人抢占了。
他就这样在省城一直滞留到春节。他一天只敢到自由市场买几个馒头充饥。有时候，他也白着脸和一位卖菜的农民死缠赖磨，用一分钱买两根大葱，就着馒头吃，算是改善一下伙食。
大年三十夜晚，火车站的候车室一下子清静下来。除过少数象他这样的人外，只有不多一些实在走不了的旅客。
这一晚倒好！市委书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亲自推着煮好的饺子，来到候车室慰问旅客，王满银高兴地从市委书记手里接过一盘热腾腾的大肉水饺——在市委书记给他递饺子时，还有一群记者围着照相，闪光灯晃得他连眼睛也睁不开（他并不知道，他和市委书记的这张照片登在了第二天晚报的头版上）。
这会儿，王满银不管三七二十一，喜得咧开嘴巴，端了一大盘饺子回到一个角落里，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过了一会，他才发现他旁边有位妇女，也端一盘饺子在飞快地吃。这女人吃饺子时，还把自己的一个大提包别在胳膊上。王满银心想，她大概把他看成个小偷了。哼，我才不是那号人呢！
这妇女竟然搭讪着和他拉起话来。口音一听就是外路人！王满银老半天才弄明白，这位妇女是个生意人，是从广东来的。
同行遇同行，倒使两个人很快成了知音。这妇女告诉他，她提包里装的是电子手表——说着便拿出来一只让王满银看。
“一只卖多少钱？”满银惊讶这妇女带这么多手表，看来是个大富翁——他想文化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里有个洪常青，说是南洋来的大富翁……嗯，这女人大概也是从南洋来的！
“南洋女人”告诉他，一只手表卖二十元。
“才二十元？”王满银顿时惊讶得张开嘴巴，连饺子也忘记吃了。他对“南洋女人”说：“要是在我们那里，一只起码能卖一百多块钱！”
现在“南洋女人”又惊讶得张开了嘴巴，她说：“只要一只能卖五十块，给我抽二十块红利！”
王满银本来没有光气的眼睛一亮，把盘子推到旁边，说：“可惜我身上没钱，要么我一下都买啦！唉，我的钱……让小偷偷了，现在连路费也没有。你要愿意，干跪跟我到黄原去，肯定能卖大价钱！”
“一只能卖五十元吗？”那女人两只眼睛也闪闪发光了。“六十元都能卖出去哩！”
“能卖五十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