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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评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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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变后一日,中共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五人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说是“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又说:“公等果欲自别于蒋氏,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各界,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此时中共显然仍是“讨蒋抗日”的立场,然而蒋既不在他们手中,是否“交付国人裁判”,并非他们所能控制。不过,周恩来于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应张学良之请抵达西安后,得以商定和平解决五项条件如下:    
    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    
    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战。    
    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    
    四、成立抗日联军。    
    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    
    从此一协议可知,中共立场已渐由“讨蒋抗日”,倾向张学良“拥蒋抗日”的主张。中共在十九日又召开扩大会议,接受了“保蒋安全,消弭内战”的意见。盛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共产国际来电施压所致,是不确实的。共产国际确有“指示”,但至十二月二十日才到达保安(见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二十时致周恩来电),有关和平解决的方针早已定下来了。张学良兵谏之目的始终是“拥蒋抗日”,一旦蒋答应抗日,哪有不和平解决之理?说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共影响张学良,未免小看少帅的决心与独断。其实,张学良甚有主意。当西安事变顺利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就因为张学良的兵谏目的已达,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但蒋氏回到南京后,口口声声说没有答应任何事,如他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八日五届三中全会时,报告西安事变经过有云:“中正始终命其立即悔罪,送中正回京,此外不欲听其有何陈说。”他以领袖人格保证的诺言,虽口说无凭,然而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放弃先安内的政策是最好的证明。证明张、杨的兵谏的确促使他把对内的枪杆子对外,也就是说不再打内战而一致对外,也就是说对日本的侵略,不再忍辱负重、不再退让。此一“不再”之后,除非日本军阀停止侵略,抗战的爆发乃是时间的问题。果然,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中国一抵抗,全面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所以,西安事变与抗战爆发的因果关系,十分明显。若问抗战是怎样抗起来的,一个最简单的答复就是西安事变,因为此事彻底改变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被张学良逼上梁山 5

    西安事变达成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也即是此一事变的历史意义。目的达到,当然是一种成功。对蒋介石及国民党而言,也是成功的,因事变之后,蒋介石个人的声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是后所未有)。他的声望大增,当然是由于全国人民相信他将领导抗战。对共产党而言,也是成功的,由于停止内战使红军获致喘息、重整以及发展的机会。唯一失败的是事变两主角。张学良被软禁,杨虎城全家被谋害。而且,最想抗日的东北军,不准抗日,惨遭解散!张、杨因促成抗战而遭大殃,确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讽刺。    
    但是此一大讽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蒋介石处心积虑造成的。西安事变之后,蒋委员长决心领导全国抗日,声望如日中天,他岂能予人一种被迫抗日的印象?所以,他一再否认西安事变有任何积极的作用与意义,一口咬定是一犯上作乱的叛逆事件。他之所以安全脱险,是由于他自己的精神感召!因而不惜伪造所谓《蒋委员长对张杨训词》、不惜军事审判张学良、不惜囚张杀杨、不惜宣扬张、杨乃是目无法纪的军阀余孽。这一切都在制造惩罚叛逆的印象,而极力“淡化”对抗日所起的积极作用。    
    蒋介石掩遮西安事变真相的主要工程是《西安半月记》。他说是当时的日记,因此不少历史学者就把它当实录来引证。吴天威的英文专著《西安事变: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枢纽点》 (The Sian lncident:A Pivotal Point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虽知《西安半月记》实出陈布雷之手(见页二二八),仍然据为“有名的日记”来引用,甚至据之证明张阅蒋之日记与文件后,态度改变,流泪后悔。(页八十六至八十七)李云汉撰写的《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引用不少档案资料,于《事变经过》一章中,一再长篇征引《西安半月记》所述,视为最信实的史料,并据之以重建“西安事变”半个月的史实。(参阅页四十九至七十五)    
    然而《西安半月记》全文起承转合,一气呵成,井然有序,不像是原始的日记。其浅近文言,更神似陈布雷的手笔。果然,陈布雷于一九四八年岁暮自杀后,上海二十世纪出版社影印其手写稿出版(其夫人王允默女士提供,书前并有王女士序文)。此影印手稿又于一九六七年,由台北《传记文学》社,以铅字排印出版,书名《陈布雷回忆录》。观其内容,称之为《陈布雷自编年谱》似较恰当。谱中民国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有这样一段记载:    
    中午往机场迎迓蒋公,随至官邸,蒋公授余草稿一纸命与夫人详谈,即为整理记录,于五时前赶成之,即对张、杨之训词也。(传记文学版,页一一八)    
      是知所谓在西安的对张、杨训词,乃是返抵南京后,陈布雷根据蒋氏夫妇授意而编写成“词”的,其目的欲告世人事变之结束,由于张、杨勇于悔过。    
    不仅此也,又于民国二十六年丁丑(一九三七)二月二日条记道:    
    蒋公赴杭州,余(陈布雷)与郑医师等同行,在杭州度阴历年,辟室新新旅馆,撰《西安半月记》,时适阴历元旦,寓中寂无他人,望弟来助余缮写,既成乃赴沪,盖蒋公归西爱咸斯路之沪寓请医检视身体也。(页一二○)    
    是知《西安半月记》也并非蒋氏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而是陈布雷遵照蒋氏的意思,在旅馆中“闭门造车”的产品,而且;“工程”不小,还需“望弟来助余缮写”(“望弟”系陈布雷妹夫翁祖望,为陈之机要秘书,女儿为中共地下党员,后嫁蒋姓,即现任中共人大委员长之乔石,乔石本姓蒋)。陈氏生前没想到要发表的手稿,居然无意间透露了真相。奇怪的是,此段宝贵的史料,虽早于一九四八年问世,却不被许多研究“西安事变”的专家所注意与引用。    
    《西安半月记》既由陈氏事后编造,严谨的史家自然不能再视为蒋氏日记来引用。不过,陈氏既秉蒋氏意志而编造,仍然具有史料价值,其价值在于足可反映蒋氏的“后知之明” (anachronism),乃是蒋氏事后对“西安事变”的主观论断与定位。    
    陈布雷编写的蒋氏日记从十二月十一日起,正好是事变的前夕,所记种种疑点,诸如:“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为异。”此乃写文章的伏笔,以及“后见之明”!通篇用意,无处不在维护以及装饰领袖的尊严。其实,“西安事变”之后,“拥蒋抗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为了举国一致对外,维护领袖的尊严自有必要,张学良不计后果,坚持陪蒋返京,有若负荆请罪,亦就是要给足蒋氏面子。然而《西安半月记》更有进一步的发挥,尽量凸显委员长正气凛然的形象,若谓:“余身可死、头可断、肢体可残戮,而中华民族之人格与正气不能不保持。”“尔有武器,我有正气;我虽然无武器,须知正气与喉舌即为余之武器,余必捍卫民族之人格,而求无愧为总理之信徒,无负于革命之先烈。”以及直言张学良等因读其文件日记,受其伟大人格感召而释放他,甚至借宋美龄之口,将其西安蒙难,与孙中山广州蒙难相比拟。类此显然不仅仅要维护一时之颜面,直欲借此“日记”,以塑造千秋的历史美名。    
    但是,如果要追求历史真相,则必须揭除神圣的面纱,以见真面目。我们不妨以《西安半月记》所记,与其他当时人的记录对质一下,比而观之。《西安半月记》对被捕时一刻的描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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