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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铺张繁费，还要全国人民戴孝，封建帝王色彩已十分浓厚，较之一九O八年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出殡大典，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对一个革命家的大讽刺，另一个革命家章太炎实在看不过去，做了一副极为挖苦的奉安挽联：
举国尽苏联，赤化不如陈独秀；
满朝皆义子，碧云应继魏忠贤。
章氏早以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为赤化，但孙之赤化却不如中共陈独秀的正宗；新成立的南京政府，自蒋介石以下，人人奉孙中山为国父，岂非“满朝皆义子”，真可直追明朝权宦魏忠贤了，而魏之墓在香山东麓的碧云寺之后，正是孙死后停灵柩之处，可谓巧合。奉安大典无疑是按照蒋介石的意思办事，死去的革命家让他做此“封建”安排，无可奈何。他做这样安排，感恩图报其次，想回收政治资本的投资，才是真的。
蒋介石于香山扶柩哭灵之后，就动脑筋如何整肃异己，当时他幕下已增添了不少北洋政客策士，不时献计讨好，其中有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欧战爆发后与黄兴、陈独秀等组织“欧事研究会”，战后改名“政学会”，世称政学系，后回任北京国会议员，事段祺瑞，北伐后投靠蒋，任参议，促效永贞朝士献策唐顺宗，削藩权归朝廷故事，建议将地方军头请到中央做官，达到“离窝毁巢”的效果，推行全军整编，以消化地方武力。蒋遂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八日借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之便，抛出“军事整理案”，以冀同化异己部队，声称应自“军政时期”迈向“训政时期”，以党治国，并据此提议撤销各地政治分会。但是政治分会之设立，缘由蒋于二届四中全会上主动提出，并有案保留至三大召开时再做决定。蒋之猴急，自难以自圆其说，于是借二届五中撤销政治分会的企图，只好落空。“军事整理案”虽然列入议程，前途未卜。蒋之中央与地方角力，顿成僵持之局。此时适胡汉民回国，亦倡言党权，主张取消政治分会，其动机或与蒋有异，然近程目标一致，令蒋颇有如虎添翼之喜。国民党中执会常务会议乃于十月三日通过“训政纲领”以及“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并于十月八日产生新的南京政府。蒋介石出任国府主席，谭延任行政院长，胡汉民任立法院长。冯玉祥以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李济深任参谋总长，阎锡山任内务部长，李宗仁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各政治分会主席一网打尽，尽成中央大员，表面上呈现空前团结。蒋遂于十月十日国庆日率领五院院长在南京宣誓就职，敦促未进京人员尽速上任，欲彼离窝尔后毁其巢，然离窝其难也。
蒋出任主席后，第一件要事就是委任军事训练总监何应钦，积极筹划“全国编遣会议”的召开，亦即是“军事整理案”之实施。统一之后，军队需要编遣，无人置疑，亦得人心，但如何编遣却矛盾丛生。我们觉得蒋要开此会议，原无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无论按冯玉祥存精良的建议，或按阎锡山平均分配的建议，皆非其所愿。他真正想要的是一家通吃，只是不便明言而已。是以开会仅仅是台面上的活动，台面下则另有动作。
第五部分：内斗内行比旧军阀更黩武 3
全国编遣会议于一九二九年的头一天举行开幕典礼，各集团军总司令与总指挥等六十余人，一起与会参议。蒋介石在会上做了“关于国军编遣委员会之希望”的专题报告，他希望四个集团军，效法明治维新时代的长州、萨摩、土佐、肥前四雄藩，于大功告成之后，“深明大义，毅然决然奉还大政，归命中央”，以及“化除藩兵，改编国军”，统一与集中之后，才能建设现代化国家云云，其意图已甚鲜明。他一心一意要别人“明大义”归还大政，却忘了自己只不过是雄藩之一，自己不率先功成不居，奉还大政，如何教人仿效？反而以明治天皇自居，岂不让其他三雄藩窃笑？然而蒋到底成竹在胸，故讨论时让各藩争吵，而以仲裁自居，编定《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以收军权于中央，如取消集团军司令部，听候点编等等。但阎、冯等并不满意，主张先休整尔后编遣。结果开了二十六天的会，并无定案，反而激化矛盾，也许正是蒋所预期的。
一如借编遣会议想独揽军权，蒋拟操纵国民党第三次全国大会以独揽党权。他在胡汉民的支持下，决心蛮干。只因国民党改组派分子反对蛮干，他竟以流氓手法大打出手，攻击改组派会场，砖石乱飞，抢夺文件，使许多人受伤，造成“三一四事件”。事后蒋干脆包办大会，其他三集团军总司令均不出席，李济深则被骗到南京后遭扣留，成为蒋、胡清一色的国民党三大，决议十分右倾，同时表达了蒋介石集中党权与军权的决心，并预示将不择任何手段，达到目的。国民党内部的决裂已不可避免，文争武斗接踵而至，以至于演成大规模的战争。
蒋介石想当明治天皇，必须各个击破，若其他三个集团军联手反击，则必败无疑。所以他暂时敷衍北方的阎、冯，首先向桂系第四集团军开刀，冯玉祥于一月中旬即对此表示忧虑，有谓：“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团同心协力之结果，一集团不应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五六四）蒋介石号称讨逆，指控桂系违抗中央，其实是中央有计划的削藩行动，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宗仁自统一广西，促成北伐，率八桂子弟兵北进武汉，东下京沪，战功辉煌，造成声势浩大的桂系势力，及击败唐生智，更兼有两湖，兵力益增，至第二次北伐时，形成庞大的第四集团军。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自武汉长驱京津，分享完成北伐之功。功既足以震主，而李、白虽以蒋为上司，并不事事迁就，羽毛既丰之后，更以方面自任，犹若雄藩。但是蒋自始至终视李、白等为异己，即于共患难时，亦处处防备，桂系与嫡系早已亲疏有别。蒋于第一次下野时更散布桂系逼宫之说，载诸报端，以淆视听，可谓自制矛盾。 （参阅黄绍《新桂系的崛起》，《晨报》一九二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七日报道；《李宗仁回忆录》，页四七七）到北伐完成之时，桂系军力已自广西、两湖，延展至平津，一字摆开，南北呼应，而李、白于编遣一事，亦洞察蒋氏心机，并不积极。就蒋氏而言，北伐功成，若不及时兔死狗烹，必至坐大而成心腹之患。再从各个击破的观点看，因近及远，桂系也必然是首当其冲。
古今中外出师必须有名，激而成变，变则有名。桂系势力范围内的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谭延旧部，蒋介石因谭之关系，里通鲁氏，且经由江西私运大批枪械援鲁抗桂，引起桂系将领的疑惧，导致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九日驱鲁的“湘案”。李宗仁时在南京，自称事前并不知情，颇恨第四集团军在汉将领夏威、陶钧、胡宗铎的轻举妄动，中了蒋之圈套。（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九六至三九七）蒋介石果然抓住机会不放，于二月二十七日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名义，免去夏、陶、胡三人武汉政治分会委员之职。然此一处分尚是前奏，又于三月七日电告李宗仁，以维持中央威信为名，调动军队，进逼鄂东（参阅《国闻周报》第六卷第十一期），意在动武。但蒋介石不仅仅要惩罚武汉，醉翁之意在于乘此机会，彻底瓦解桂系势力。他为了搞垮白崇禧在平津的实力，不惜以大把钞票支援宿敌唐生智，令其北上活动白属唐部，迫白仓皇南逃，并于三月二十一日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同时蒋诱李济深离粤，李虽系广东重镇，然身为桂人，与李宗仁交好，为蒋所忌。李济深至上海后，见到自京来沪的李宗仁，对赴京原有顾虑，但经国民党大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一再劝说，并以蒋介石人格担保为辞，而吴、李又是儿女亲家。李济深终于前往南京，并劝告蒋化干戈为玉帛，蒋佯表同意，李信以为真，电告桂方蒋之态度，并请节制，岂料蒋私下并未停止进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