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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评传-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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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时候,蒋介石的中央印制厂终于不胜负荷了。原来印出那一张纸,成本就不止五十万了。古往今来的经济学家,谁也没想到“劣币驱逐劣币”竟可一至于此?选从这种角度看,蒋氏父子的确有他们一套“上海经济学”,虽然金圆券上鼻青眼肿,但在“经济学”上却趾高气扬,他们推翻了四百年的“葛来舍定律”?选    
    当然,蒋氏父子以“上海经济学”作恶,一定有其帮凶,凶首即为财政部长王云五。王云五晚年在《岫庐八十自述》中坦承其事,还引傅斯年等鼓励他的信以自炫,可谓老而无良,同时也反证了傅斯年对经济的无知。据寿充一《王云五与金圆券》的调查,帮凶有二人最突出,就是部长王云五和次长徐柏园。该文初步判断是:“关于金圆券方案的起草,王、徐是合谋的,当初发动的是徐,后来卖劲的是王。”此说应属不实。徐柏园固非善类,但经济学常识应优于蒋氏父子与王云五,人又滑头,他岂敢做这样伤天害理之事?他一辈子给蒋介石小心翼翼做账房,垂老被蒋彦士、李焕弄得含冤莫白。这种连金碗案都吓破胆的胆小鬼,还敢出主意搞金圆券吗?    
    斯特林·西格雷夫?穴Sterling Seagrave?雪在畅销的《宋家王朝》 ?穴The Soong Dynasty?雪第二十章中,叙述蒋介石如何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以下野之身,急着将国库黄金私运到台北等等。西格雷夫虽然洞彻隐微,但是毕竟因为他是洋鬼子,对中国事情还是难免隔了一层。例如他说一九四九年四月,“蒋介石来上海的真正原因,是请求大耳杜和青帮协助他劫掠‘中国银行’”。这话就不对。因为事实上,一九四九年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二十多年前的蒋介石了,他要“劫掠‘中国银行’”,实在无须“大耳杜?穴杜月笙?雪和青帮”的“协助”。西格雷夫说“国民党部队在银行四周好几条街道外就设立警戒线”,试问可以这样动员大量军队的人,还须靠黑社会来“协助”“劫掠”银行吗?又如西格雷夫说:“蒋介石的劫掠中国银行的计划,执行得非常谨慎小心。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停泊在国泰饭店对面的海滨路旁。船上的苦力,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其实都是第一流的海军士兵伪装的。”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当时派出去的根本是军舰,而非“一艘脏兮兮的货船”。又如西格雷夫说被“劫掠”的是“中国银行”,这话也不对。因为事实上,根本不是“中国银行”而是“中央银行”……凡此种种瑕疵,都是这本《宋家王朝》美中不足的地方。不过西格雷夫所写的这一“劫掠”事件,值得细加追究、寻其来龙去脉,颇有奇趣。    
    有关这一事件,在蒋经国这年的日记——《危急存亡之秋》里,不乏蛛丝马迹可寻。一九四九年二月十日条下说:    
    中央银行金银之转运于安全地带,是一个重要的工作。但以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故经过种种之接洽、说明与布置,直至今日,始能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此种同胞血汗之结晶,如不能负责保存,妥善使用,而供诸无谓浪费,乃至资匪,那是一种很大的罪恶。    
     三月十一日条下:    
    ……运至台厦的存金,李宗仁必欲全部动用。    
    三月二十二日条下:    
    李宗仁发动部分立法委员,要求政府将所存台厦现金运回,期作半年之用,用完了事。此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且以之资匪以为快也,可痛?选    
    


第十一部分:作弄李宗仁从巧取黄金到豪夺黄金 4

    五月三日条下:    
    当此风雨飘摇,人心浮动,而忠贞之士正力挽危局之时,李宗仁突由桂林致函父亲谈人事、军权、财政等“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黄金,并且要父亲不再过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父亲内心痛楚之余,因李代总统之误会与猜疑,如此其深,乃函复何院长,请转达李代总统及中央诸同志。函中首请李代总统立即莅临广州,领导政府。第二说明政治改革非二三个月短时间所能收效,必须树德养望,开诚取信,持之以久,行之以恒。第三说明其本人无复职之意。第四对于李氏六项要求之前五项,做如下之答复:    
    “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簿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理干涉,妄支分文……”    
    蒋经国的日记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这五月三日收录的蒋介石对李总统“答复”的第二项。蒋介石说:“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这些“答复”,只消对照起蒋经国二月十日的日记来,就证明与事实不符。二月十日正是“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之日,但是蒋介石是一月二十一日不在职的,他不在职后二十一天,居然“国库所存金银”还能脱离李总统的控制,“转移”而去,这不是天下怪事吗?若说蒋介石“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那么谁又有这样的斗胆、这样的权力和武装,能够“转移”国库呢?区区中央银行总裁自己吗?区区财政部长吗?谁相信呢?何况,蒋经国在《我的父亲》一书中,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蛛丝马迹:    
    关于李宗仁来信所提到的库存黄金的搬运经过,我应该附带在这里说一说: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父亲就派我们几个人到上海去,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临行的时候,父亲又再三嘱咐我们:“千万要守秘密?选”因为早已预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库存黄金作为“和谈”的条件之一。后来这一批黄金是很顺利地运到台湾了。政府在搬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    
    蒋经国又说:    
    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把这一箱珠宝也运到台湾。    
    在这里,蒋经国清楚地透露了:当上海快要撤退的时候,就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下旬,也就是蒋介石不在职后九十多天,他还能以非总统的“平民”身份,“派”蒋经国等“几个人”到了上海,“劝中央银行把库存的黄金全部搬运到台湾来”?选并且一搬再搬,连最后“一箱珠宝”都不放过?选试问这是“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金银转移”的行为吗?说“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谁相信呢?何况,在前国民党“新闻局长”董显光的《蒋总统传》中,写出的,就全是蒋介石“引退之后”的杰作。    
    董显光说:    
    二月间有一机会可从行将胜利的“共党”手中夺回国家的重要资产。蒋总统深信大陆不免于沦陷,乃以国民党总裁的地位,命令干练而可靠之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以免将来沦入敌手。这些存金到了台湾,于必要之时,将可支持政府抗“共”。俞鸿钧立即遵命办理,此项存金运输遂于二月二十日完成。李宗仁闻此消息,异常懊怒。蒋总统原来也恐此项存金留在李氏手上,难免不为劳而无功的和谈,增加一件交易的标的。幸而蒋总统把这些存金在不动声色之下迅速转移地点,李氏遂未能先占一着。    
    照董显光的说法,真使我们开了眼界?选原来“中华民国”虽进入了“宪政”时代,居然还有一个党的“蒋总裁”,以该党“总裁的地位”,可以命令“密将政府所存黄金运往台北”?选    
    在蒋经国的白纸黑字以外,从其他参与人的事迹里,也可找到蛛丝马迹。俞鸿钧曾任上海市长、一九四四年继孔祥熙为财政部长、一九四五年复兼中央银行总裁。一九四八年内阁改组,专任中央银行总裁。一九四九年蒋介石下台前两天?穴一月十九日?雪,他离开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副总裁刘驷业继任。换句话说,他这时已非中央银行总裁,但仍“毅然排除各方非难阻挠,密将全部库存黄金,于数夕之间,以海关巡舰悉数运台”。?穴《新会俞先生鸿钧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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