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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罪是写小说。还需要不需要宣传部门鉴定个正式意见？
——公安局原来劲头很大：要杀！我现在的意见，是不是请院长向他们讲一讲：再关一段再说，不要急于判，判了被动。
——姚文元下批示，也不一定是要杀他。现在我们要向领导小组汇报，能判几年就判几年，投入劳动改造算了！
1977年12月7日，省法院党组听取了刑庭汇报后的研究：
——对于反动文人如何判，这是一个新问题。捕时，经过了省委，这非同小可。看来过去没判，搞对了！要权衡得失，对科技人员的政策，也要考虑。要根据形势，来处理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涉及广，复杂，多商量一下有好处。把情况整理一下，向省政法小组汇报再定。
1978年7月4日，全国广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近两个月。省政法领导小组听取了汇报后的研究结果是：把《归来》鉴定一下，请文联提一提意见。
将这部作品送请省文联鉴定，是李海初老法官首先提出的建议。他的本意是，借助文联的权威意见，抵消当年以省师范学院中文系为突击队的那场“人民战争”。其时主持湖南文联的，是著名作家康濯。他和文联的许多同志认真审读了这部手稿，向法院写了正式书面意见。这书面意见是：
——《归来》是好书、不是毒草。主题是好的，爱国的，健康的……只要给作者提供一定的条件，这部小说未必不会成功……
《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死中获救（三）
但是，文艺界与法院的正义力量加在一起，也没有那些主张给《归来》及其作者下毒手的人们的权势大。因为那些人都是随自己的兴致给他人以生杀予夺的铁腕人物。对他们来说，什么党纪国法、人性良知都得统统靠边站。
正是这实事求是的人们，与对文痞姚文元的批示也抱定“两个凡是”式态度的人们，激烈交锋相持不下的时候，过去长时期在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带动下，一向敢于培育新青年和为社会正义而呐喊奋斗的《中国青年报》与《中国青年》杂志，在1978年10月双双复刊了。它们每天都收到成箩成筐的来信和来稿。一天，也经历过“文革”十年磨难的《中国青年报》文艺部女编辑顾志成，亲手拆开湖北宜昌树脂厂青年工人李谦的来信，信上说：
编辑同志：
几年前，我从某种“渠道”，得到一部名为《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小说。当时，因为正在收缴这本书，我是怀着一种“犯罪”的心情，一口气读完的。我被书中那些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真实的、健康的思想感情深深地吸引住了。它压根儿不是什么“反动小说”，而是一本在“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实在难得的好小说……当然，这本小说写得还比较粗糙，存在一些缺点，是可以进一步加工提高的……
对于这样一本辗转传抄、到处流传、深受众多青年喜爱的好书，前几年，竟被扣上“反动小说”的罪名，横加诬陷，严令收缴，并且对传抄、传看这本书的团员、青年进行追查、批判，实在是令人不平，我们怎么也想不通！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多了，随着在各方面落实党的政策，也应该给《第二次握手》恢复名誉了……
我们建议：迅速调查《第二次握手》及其作者的情况，给予平反，并希望早日公开出版这本书。我们盼望着！
看完信，顾志成才想起这不是第一封反映《第二次握手》的来信。她随即从废弃的来信来稿中，翻出了许多类似的信件。随之有关这部手稿的命运，在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和一个同样大的惊叹号。
顾志成借回手抄本一口气读完。她立即向报社文艺部主任王石作了反映。由此，《中国青年报》所有负责同志，都十分关注这部手抄本及其作者的命运。
一天，顾志成去中国青年出版社看望一位部队作家，聊起了这个手抄本，引起在座的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王维玲的兴趣。他从《中国青年报》借来手抄本也一口气读完。一大早，他就从家里赶到出版社，把手抄本往该室副主任李裕康面前一放，急切地说：“这个，你看看。”说完就转身，没说第二句。
第二天，李裕康一见到王维玲，只说了一个字：“上！”
从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决心为出版《第二次握手》奔走。《中国青年报》也决心为这本书及其作者的平反而忙碌。
但是作者是谁？他现在在哪里？这都成了人们急切希望得到回答的头等大问题。《中国青年报》派出女编辑顾志成、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派出女编辑邝夏渝，共同外出调查。最后她们从北京市公安局打听出确切的信息，以及“事件”的来龙去脉，即刻南下长沙。
这时候，作为党的又一里程碑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进行。胡耀邦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两个不管”，已为党内一切主张全力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志广泛赞同。顾志成、邝夏渝到了长沙，首先找到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共青团中央委员、湖南省团委书记石玉珍。石玉珍表示全力支持她们的查访，并派出团省委的得力干部，陪同她俩去省法院。
到了省法院，她们要求立即与张扬晤谈，同时要求看看案卷与有关材料。省法院院长与省公安厅厅长联系后，同意她们拟出与张扬的谈话提纲，由省法院李海初出面提问，她俩以“法庭书记员”面目出现旁听，不得露出真实身份；若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一旁插话。至于有关材料，由法院负责提供。
与张扬见面前，顾志成、邝夏渝先见了张扬的母亲与姨母，作了长时间的叙谈。然后，她们按照省法院与省公安厅的预定程序，与法院李海初一道，与张扬见了面。
此刻共青团湖南省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在紧张进行。在顾志成、邝夏渝的推动下，团代会12月20日的会议《简报》，以“《〈归来〉一案值得重视》为题，正式反映了这桩文字案的前前后后。
12月下旬，体格瘦弱的邝夏渝，被长沙阴冷潮湿的天气冻病了。顾志成独自一人奔赴浏阳，到张扬插队的公社、大队、生产队深入群众调查。她终于查明，省公安局有关预审人员搞的那份所谓“广大贫下中农一致要求”判处张扬死刑的《起诉书》，完全是强奸民意的诬蔑不实之词。
她迅疾返回长沙，把已经了解到的一切情况以及对张扬一案的看法，全部向中共湖南省委主管政法工作的书记刘夫生作了汇报。刘夫生表示：省公安厅认为《归来》是经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鉴定为反动小说的，并写了正式书面意见，现在必须还由师范学院中文系重新审阅，并写出正式意见，才能作出新的判断。所以暂时不能放人。
这就等于说，这案子并非是反革命文痞姚文元定下来的，“反动小说”的罪名是由湖南省师范学院中文系创造的，而这个中文系的“权威”远远盖过了著名作家康濯及其省文联和省文艺界的许多人。很显然，这是一种托辞，而并非不察实情或不学无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主动地写出了新的书面意见，否定了原来认为《归来》是“反动小说”的看法。该系有关人员还作了自我检讨，说当时在那种政治气候的压力下，说了许多违背良心的话。
这样，经多次走访省公安厅，顾志成才见到了一直对她避而不见的那位主审张扬一案的预审处副处长黄志明。万万没想到，这位副处长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他说：“即使《归来》不是反动小说，张扬本人也是反革命！”这个案子明明是湖南省公安厅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的来人和公函后，为了“贯彻执行姚文元同志的批示”才使劲办起来的，黄志明却硬说：“这个案子不是根据姚文元的批示抓的，是根据华国锋同志批示抓的。”
顾志成问黄志明：“华国锋的批示在哪里？”
黄志明答：“没有看见。”
“即使这是华国锋同志批的，”顾志成说，“那么请问：彭德怀同志的问题都平反了，他的问题是谁批的？”
这一问，才把这位一直威风十足的副处长问了个张口结舌。
1978年12月31日，顾志成、邝夏渝即将返回北京时，她俩去省法院辞行，并向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