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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医院”）等单位的造反派，纷纷成立专案组，对丁溪野、丁铁石、丁坚、白琴、李葵南以及丁铁石和丁溪野革命战争年代的老战友刘桂轩、周绍先、刘殿云阿訇等人，一一进行专案审查批斗。
1968年1月15日，田永兴率领一帮打手急匆匆赶往哈尔滨。一到那儿，他就摆出手捧尚方宝剑的架势，自称是中央军委的处长、“伊玛尼党案”联合专案组总组长，由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负责接待的。他要求哈尔滨市军管会协助他，将已是哈尔滨市体委副秘书长的丁坚“逮捕归案”。
其实这时候的丁坚，早已身陷囚牢。1966年冬天，全国各地体委都被说成是“贺龙黑线”而被军管，哈尔滨市体委被下放到哈尔滨东北二百多里地的通河县查林河农场参加“斗批改”，丁坚由于原也是哈市体委的一员，也被从哈市监狱押转到通河县监狱。1967年春节前，监狱检查监房，把所有人犯都扒光衣服，一丝不挂地在雪地里躺二十分钟。一个名叫“袁小五”的犯人被冻得犯了抽风病。他清醒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他妈拉个巴子，这疙瘩也都是法西斯，把我们也像卓娅那样放在雪地里冻！”可是就这么残酷折磨，丁坚还是什么也不说。
丁坚被从通河县又押回哈尔滨监狱，田永兴立即命令打手们给他戴上背铐，整整一个星期未松一丝一扣。丁坚吃饭喝水拉屎撒尿，都得靠同牢房囚犯们七手八脚地帮忙。尽管如此，田永兴对他的白天黑夜地连续审讯逼供，还是一无所获。
田永兴不甘心，想从另一个人的身上打开“突破口”。这个人就是哈尔滨市废品收购公司经理刘桂轩。他1940年才十来岁，在丁溪野的动员下，就随其父亲刘殿云阿訇一道参加了革命，1944年又由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介绍，随丁溪野到陕北中央民族学院学习，1945年日寇投降后被分配到哈尔滨工作，“文革”前就已担任废品收购公司经理。
1968年5月，田永兴率领一帮穿着现役军人服装的打手第二次到了哈尔滨，立即召开大会斗争刘桂轩。他强迫刘桂轩作九十度以上的“喷气式”，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导致刘桂轩心脏病急性复发而栽倒在地，脸白得像一张纸。就在这人命关天的危急情况下，田永兴照常阴阳怪气地吆喝了一声，打手们一齐上，对刘桂轩拳打脚踢，骂他“装死”、“装孙子”。被强制参加斗争会的废品公司职工当场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进行抢救，田永兴却坚决不允许。不一会儿，刘桂轩就停止了呼吸。
活活整死一个人，就像弄死一只小猫小狗，田永兴根本不往心里去。他却身又去哈尔滨市的第二医院，组织人马批斗丁坚的妻子——第二医院主治医师李葵南。李葵南十多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很快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白求恩卫生学校（即如今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初创时期的学员。她哪儿怕田永兴的横眉立眼、狠声狠气？
1968年6月15日，田永兴就将李葵南抓进了监狱，像对待她的丈夫一样，也对这位四十多岁的女医生戴起了背铐，一戴就是九天九夜。他骂她是“丁坚同伙，铁嘴钢牙”，但他还是一无所获。
这时候他觉得，还是应当把“突击的重点”放在丁溪野身上。他推断：只要这个“伊玛尼党党魁”能招供，这整个“族字三号案”就会迎刃而解。他遂率领得力打手苏金泉等人，从哈尔滨一竿子直插河北省沧州地区的黄骅县，突出审讯丁溪野。
他们常常用一根细铁丝吊着一块老沉的大铁牌，挂在丁溪野的脖子上，再逼他做大弯腰的“喷气式”，一个多钟头，都不让他直直腰抬抬头，有时丁溪野被整得昏倒在地。他们就冲上去拳脚交加。如果丁溪野还没有醒来，他们就骂他“装死”，向他的脸上身上泼凉水。待他苏醒后，让他再做“喷气式”连续批斗。
这种模式的批斗，有时一连几天地周而复始，形成冷酷的车轮大战。田永兴和他的打手们轮班休息、吃饭、喝水，而让丁溪野只有一直弯腰低头挨斗的份儿。一天只给他吃一顿饭，连他站着迷糊一会儿也要打得他跟头踉跄。丁溪野口干舌燥得说不出话。他想要喝一口水，他们倒了一杯水却不让他沾嘴唇，说是除非他说出他们要他说的那些话。但丁溪野硬是没有说出他们所需要他说出的任何一个字。
这样轮番逼供一个多月，田永兴等人空手而归，黄骅县公安局的专案组继续强逼。终于，丁溪野精力耗尽，由眩晕病倒发展到腹水鼓胀，生命垂危。这“敌情”传到了北京，装甲兵专家组的总指挥——装甲兵后勤部政委周正和装甲兵政治部保卫部长薛振光立即提示专案组：“千万不能让丁溪野就这么死了，一定要从他的口中搞出口供来！”
田永兴闻命，即刻率领一些打手再度奔往黄骅县。他命令黄骅县监狱的医生给丁溪野注射强心针，等他刚刚睁开了昏花眼就叫他招供。但是丁溪野依旧没有说出一个字，直到咽了气。
这是1968年10月20日。田永兴连忙布置封锁消息，不准向丁溪野的隶属单位和同样也没“招认”一个字的丁氏大家族的任何人传递丁溪野的死讯，以便向他们和一切有“连带关系的人”“继续深挖”；同时，他与黄骅县公安局共同“研究”，给这个“顽抗到底”、“戴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的“伊玛尼党党魁”，判了个“有期徒刑”十五年。好像丁溪野还活在人世；实际上，他已被秘密掩埋，掩埋地连任何记号也没留。
在黄骅县被残酷整死的第二人，就是1940年经丁溪野动员参加了革命、1943年被派往哈尔滨建立秘密联络点的爱国阿訇刘殿云。1968年11月，田永兴又来到黄骅县，硬说已经退休的刘殿云是“伊玛尼党党徒”，动员不明真相的群众斗争刘殿云。在一次斗争大会上，个别汉民群众糊了一个纸猪头扣在刘殿云阿訇的头上，并把他装在箩筐里抬着游行示众。这引发起当地回民群众的极大愤慨，认为这是肆意侮辱伊斯兰教，并且因为田永兴及其打手们都是解放军，而对解放军的传统看法有了重大改变。最后，已过古稀之年的刘阿訇，终被反复折磨致死。
田永兴又过黄河、跨长江，到了江西省，“审问”一个军分区的政委周绍先。1940年二十岁参加回民支队的周绍先，本不是回民而是汉族，就因为他是丁铁石当主任的回民支队政治部领导下的剧社舞蹈演员，也被称做“伊玛尼党党徒”，田永兴召开这个军分区的大会批斗周绍先。周绍先不服，田永兴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使劲掴他的耳光子，直到把他的耳朵打聋，使他成了残废。
田永兴又赶回北京，让打手们严刑拷问与丁氏大家庭素昧平生的民族文化宫回族干部李希光，直把李希光逼迫凌辱得自杀而亡。
至此，就这个案件直接受害和被秘密侦查的老党员、老干部和回汉民群众已达数百人，形成了骇人听闻、后果严重的大冤案。但是装甲兵政委黄志勇和抢班夺权成了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第一把手的宋昆，却认为田永兴“立了大功”。
这正是田永兴梦寐以求的。他下狠心要在他的顶头领导丁铁石的身上，为他榨取更加飞黄腾达的资本。
其实这时候，丁铁石的人身自由在他的完全控制下，已有一年多了。但是——
延续二十八年的“伊玛尼党”大冤案的彻底平复硬要把闪光的历史翻成一本黑账，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1）
前面说过，由于这个“伊玛尼党”的重大疑案，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装甲兵党委就给丁铁石胡乱加了一些“经济问题”的罪名，给了他行政降职、党内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由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降为技术部的一个处长，抗美援朝回国后，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担任副主任。1959年庐山会议后，尽管他与彭德怀、黄克诚等无交往，装甲兵党委也硬说他是个“彭黄反党集团分子”，说什么也要开除他的党籍；军委总政治部不同意，装甲兵党委只好给了他一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行政上由副军职的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主任，降为副师职的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院组织计划部的副部长；1966年3月，又让他改当这个科研院的副总工程师，彻底剥夺了他的行政领导权。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他刚刚从海南岛又一次测试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