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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赵端钧的爱人小杨，每逢过节，总请葛佩琦到他们家去改善改善，期望他能有写好材料的精神……
“在欢乐时，朋友会认识我们；在患难时，我们会认识朋友。”——这是澳大利亚当过农民、淘金工、翻砂工的作家托·姆·柯林斯的切身感受。历经了十八年苦难的葛佩琦，也不禁从肺腑中发出了同样的感叹。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上访“党员之家”的中组部，他感到春风扑面，的确换了人间；但人民大学还在闹“倒春寒”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落下了帷幕。彭德怀元帅、陶铸、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的平反——毛泽东错误决定或首肯的这些全国、全世界的重大冤案的彻底平反，陡增了葛佩琦力争平反自己历史沉冤的信心。12月25日，他就去上访中央组织部。
那时中央组织部的北院墙外，就是灵境胡同。在胡同中间开着一个小门，就是中组部信访处的接待站，通向中组部后院。葛佩琦摸到那儿时，胡同里已经排了长长的上访队伍。轮到他去领登记表，接待的干部问他姓甚名谁，他一说出那三个字，立刻就有好几位上访者走了过来问长问短，有一人还惊喜地说：“没想到你还活在人间！”
他领了一张上访登记表和一个何时接谈的号码：按照这个号码，他得回家等三天。一位上访人员对他说：“你遭的罪比我重，眼睛又不好使，不能再来回折腾了！我的号码一会儿就可接谈，咱俩换一下，你先谈。”
他对这位好心的“同是沦落人”谢了又谢，把这个号码和填好的登记表交给一位接待人员。这位接待人员看了看登记表，连忙问：
“你就是1957年的葛佩琦？”
“是。”
“好，你先到外面等一等！”
葛佩琦挤到了外面，心里不免有些嘀咕，我这个1957年“大右派”到处受歧视，难道上访也要低人一头不成？
可是不一会儿，那位接待人员就叫他进屋，对他说：“我打电话和上级联系了，由领导干部接见你，你到前门传达室去吧！”
葛佩琦大喜过望，接待室内外更是议论纷纷。有人说，只见过到前门上访被打发到后门来的，没见过到后门上访被指派到前门接见的……
“这是胡耀邦当组织部长的新措施！”有人大声接茬说。
葛佩琦到了前门传达室，传达室的同志对他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一位女同志让他在“来宾登记簿”上签了名，一面请他在沙发椅子上坐下，一面给什么地方打电话。过了约莫十分钟，从办公大楼来了一位女干部，请葛佩琦进了里间会客室。她先给葛佩琦倒了一杯茶，问了他的住处和生活情况，然后才说：领导要接见你，但今天开会去了，你后天上午再来。
12月27日上午八点，葛佩琦准时到了中央组织部。宣教干部局下来一位同志，把他接到中组部大楼上的一个会客室。片刻，宣教干部局局长郝一民就来到了会客室。他一进门，他和葛佩琦热烈握手，并十分亲切地说：“葛佩琦同志：这许多年，你受苦了！”葛佩琦顿时觉得一股热泪要夺眶而出，因为这是自从沈阳、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被敌人破坏之后，三十年来第一次听到党组织的一位负责干部称他为“同志”，还说他“受苦了”，这对他可真是“换了人间”！
郝一民询问了他的出狱经过和回北京后的情况，然后说：“胡耀邦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极为关切，你有什么要求可以尽量提出来，不要有顾虑。”葛佩琦当即陈述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和1957年的蒙冤经过，提出了三点请求：一、请求恢复他党组织关系；二、请求改正把他错划为“右派”的决定；三、请求为他彻底平反错划“右派”后的冤案。
“好的，”郝一民说，“请你把你要求解决的这些问题，给我们写一份材料，我们批给中国人民大学进行复查处理。我个人的意见，你最好先要求解决错划“右派”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恢复党籍。”
“你说得对。”葛佩琦说。“但是，我打入敌人营垒做地下工作，都是党组织派遣的，一步一个脚印，有人证可查。就是在‘肃反运动’中，也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为什么在‘反右运动’中，突然被逮捕了呢？”
郝一民认为葛佩琦提出这一疑问，是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正当的，也应该由人民大学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1979年元旦后不久，葛佩琦将郝一民要他写的材料送给了郝一民本人，中央组织部及时批转给人民大学，嘱咐认真复查葛佩琦的“右派”问题。
但是怎么也想不到：已恢复了“党员之家”传统的中央组织部的这种深切关怀一个同志政治生命的态度，到了人民大学那儿竟也成了“剃头担子——一头热”。1979年4月初，葛佩琦拜访了人民大学“右派摘帽”办公室负责人，询问了对他的“右派”问题的复查进展如何。 这位负责人说：“中央组织部已经转来了你的申诉材料，我们正在复查。”
葛佩琦告诉他，1957年5月27日《人大周报》歪曲了他发言的原意，他当即向学校党委副书记聂真做了更正。同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据说也是他的那个“发言”，与他的原发言完全不相符，他在次日就送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更正。按照中央宣布的政策，被他更正过的那些“发言”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我们研究研究再说。”这位负责人说。
这个“研究研究”是很慎重的。把当年在人民大学经历过“整风反右”的一些学生班组党支部书记，都请了回去“研究研究”。研究的结果，谁也说不出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的事实。但据说他这个“右派”是毛主席亲自划定的，谁也不敢出面为他平反。
可是葛佩琦还在眼巴巴地望着这个“研究研究”。他整整望了七个月——即望到当年11月12日，人民大学党委才派人给他送来了《关于葛佩琦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结论》把1957年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对他的歪曲诬陷之词重复一遍之后说：“不属于错划，不予改正”。来人问葛佩琦有何意见，葛佩琦当即表示：不同意这个《结论》，继续申诉！
第二天，葛佩琦就拿着这个《复查结论》和1957年《人大周报》上刊登的那个“发言”，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咨询。那里的律师问葛佩琦：
“报纸上刊登你的那个‘发言’之前，是否征求过你的同意？或是否要你在那发表的稿子上签过字？”
“没有。”葛佩琦说。“在刊登那个‘发言’之前，既没有征求过我的意见，也没有让我看过那个稿子，当然也没有我的签字。不仅如此，而且我看到《人大周报》登出了那个‘发言’之后，我立即到人民大学党委做了更正，这有人证可查。”
“既然这样，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没有经你签字同意的‘言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是不能作为划你右派的依据的……”
有了这一答复，葛佩琦开始了新的一轮上访申诉。负责解决“右派”难题的五大部——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他都去遍了，有的还去了好多次。各部门接待人员都说，人民大学的那个《复查结论》已由有关方面批准，他们不便再过问；有的还加上一句：阻力太大，爱莫能助。
但是葛佩琦并没灰心。“实践是检验真正的惟一标准”，他开始了第三轮上访。中组部的一位同志说：你的问题似乎已经定型了；没有中央领导的指示，难以起死回生。
这时，恰巧又来探望的李逸三给他直接点破：“对！上访胡耀邦！”
得到了这些启示，葛佩琦的思路也豁然开朗：孩子有了困难，应该去找妈妈解决；政策落实不下去应该去找党中央。但他又不免顾虑重重：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的家门口，必须有不可逾越的警卫线，他的申诉信能够顺利到达耀邦的手中吗？
但是他仍决心一试！
这一试，他才恍悟到自己的那些顾虑是多余的。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胡耀邦家的门前所见和胡耀邦的批示，使他增添了无限信心
1980年4月2日下午5时，葛佩琦来到了北京东城富强胡同，胡同里并没有便衣巡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