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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华北联大政治研究所，他才明白他已成了“党外人士”：因为四五百名学员几乎都是从北京各大学来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一部分社会名流，清一色的党外人士。《社会发展史纲要》、《国家与革命》、《评艾奇逊的白皮书》、《别了，司徒雷登》等等，学了半年，和后来他和监狱中人们之集体所学，除了“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之外，几乎完全一样。
毛泽东首登天安门以其洪亮的湖南腔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之后，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过去和葛佩琦一道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大多被分配到情报总署。一位领导也要他到那里去。可是他却书生气十足，自以为是地觉得革命战争已大获全胜，再也不需要那么多情报人员了。早被批判过的少年时代“科学救国”的理念，在新的“理论指导”下复又萌动起来：只讲科学不讲革命，固然不能救国；但只讲革命不讲科学，像我们这种贫穷落后的国家也难以富强。他遂把“科学救国”改为“救国不忘科学”。
所以作如是想，是因为他当年一心要“科学救国”，才投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并在接连不断的学生运动中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在沈阳频频向地下组织报送重大机密情报的过程中，还忙中偷闲地到沈阳医学院（解放后改称沈阳医科大学）教物理。现在他自认为留在人民大学教物理，是实实在在的顺理成章。虽然只给他工业经济系讲师和理化教研室物理小组长头衔，他照样忙得不亦乐乎。
他一面教课，一面编写了《物理学讲义》、写了《〈实践论〉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启示》的论文，编写出版了《电磁感应》和《自然常识问题解答》两本书。鉴于美国率先造出原子弹、苏联首先建成原子能发电站，而我们的国家除了钱三强等老一辈物理学家在国外做过核分裂实验外，国内尚无这方面的专门实验室，致力于核物理学研究的人也不多，遂结合自己的煤炭部等单位作的“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报告，写了介绍核物理学常识的文章，并出版了《原子核常识问题解答》一书。他认为在没有枪炮声的静谧书斋中这样夜以继日地呕心沥血，与往昔之“深入虎穴”脑袋拴在裤腰带上一样，都是为自己的党和国家，为了人民的未来。
但是，这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他还是一名“党外人士”。从1951年2月起，他几乎每个月都要挤出点时间去见党总支书记一次，要求调查恢复他的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是“老三句”：你的问题时间长了，问题复杂，不好解决。他还直接给学校党委写过三次申诉信，并把华北局经过“函调”、确认他入过党做过地下工作的材料转给了学校党委，但他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回答，这不免使他很寒心。
寒心中也不免有点后悔：后悔全国解放之初，没有接受老同学罗竹风的劝留。他与罗竹风，从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两个人的爱人也是中学到大学的同学。1949年6月2日，国民党在山东的最后一个据点青岛解放后，罗竹风是接管山东大学的军代表。当年暑假，葛佩琦夫妇到青岛与罗竹风重逢，罗竹风劝他留在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有点心动，认为都是老同学，容易相处。但葛佩琦为了急切找到组织关系，执意要回北平。结果，却寒心又寒心！如果留在山东大学，有担任军代表说了话算数的老同学鼎力相助，也许早就回到党的怀抱了！
但是，懊悔顶何用！？太晚了！！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苍天可鉴：他成了“党的敌人”
1957年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整风运动热浪滔滔。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接连两次给葛佩琦送来书面通知，要他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葛佩琦觉得他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只是由于地下组织被破坏，单线领导人被捕而断了组织关系，党委对自己的一再申诉似乎无动于衷，凭什么要把自己列为“党外人士”？就凭自己入党近二十年来须臾未敢疏忘过的党格，也不能去参加这“党外”的座谈会。
第三次，又送来了通知，并有系总支的一位同志当面动员：校党委三次请你参加座谈会你都不去，这不太合适。这样，他才老大不情愿地跟了去。
那时候，中国人民大学校本部，还在北京城内铁狮子胡同原来段祺瑞执政府旧址、后改称张自忠路三号的大院内。到了会场，校党委书记把“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老套套又说了一遍，并说这是毛主席的教导，请大家打消顾虑，踊跃发言。在一些真正的党外人士发言之后，葛佩琦才站了起来。他就党内同志不要脱离群众，不要看不起党外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不能生活特殊化，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给党委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并语重心长忧心忡忡地简略阐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这是1957年5月24日。
5月26日，《北京日报》第二版头条，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会在23日和24日，连续召开讲师以上教师座谈会的消息，引题为《克服教条主义、宗教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大字正题为《中国人民大学赶快前进！》，文后对衬的标题是：《教师继续座谈，踊跃提出意见》。
文中共有五个小插题，比较详细地报道了八位教授、讲师的发言。前四个小插题是：《不要骄傲自满》，《在学术上要充分发挥独立工作精神》，《教学和科学研究不能凭“人海战术”》，《对几个共产党员的批评》——其中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一些党员教授、系主任在学术上不民主、存在宗派主义情绪，有的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说：“近百年来，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了；在座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你们是否感到惭愧？”
最后一个即第五个小插题是《葛佩琪（琦）谈党群关系》，其全文是：
工业经济系讲师葛佩琪（琦）的发言引起人们的注意，他认为“今天的党群关系比起1949年差了十万八千里”，他说“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党和政府）起恶感呢？因为我们做的事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好。老百姓的生活没有提高，提高的只是共产党”。他甚至提出，现在共产党工作做得好没话说，做不好，群众就可能打共产党，杀共产党的头，可能推翻他。他接着提出：现在学校领导上总爱说这个公式：大家意见很好，能处理的就处理，不能处理的就解释清楚。他认为有错就应该承认，当不了校长可以自己申请调动，自己造成的错误应该自请处分。今天不是再用这个公式的时候了。
对《北京日报》的这一报道，葛佩琦没有提出意见。虽然摘发得生硬、不周全，但这和一些领导人也常爱说的“弄得不好，就会亡党、亡国、亡头”的忧党忧国忧民之情，并没有本质之不同；而且“群众为什么对我们有恶感，因为我们做的事情没有他们想像的那样好”，显然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语气。然而第二天，即5月27日，他看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内部刊物《人大周报》的报道，他顿即觉得炸了头。因为它断章取义横加篡改地说他说了这样的话：“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
当天下午，他就面见了学校校长、校党委副书记聂真，指着《人大周报》的这段话情急气冲地说：这不是有意诬陷我吗？聂真说：葛佩琦同志，你不要着急；党是实事求是的，登错了，可以更正。
可是不但没有更正，而且风声闹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离谱，在6月8日全国正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之前就对他展开了“批判揭露”。
5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继续举行座谈会，教师们从不同观点提出问题》的报道，并用醒目的小黑体列了五个小插题。其中四个小插题都是某某人说的一句话，都是一般的批评建议，如《杨承祚说，人民大学各级领导应职责分明》、《周作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