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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的冤案，最后也是在胡耀邦的关注下才得以彻底平反。我问，是不是他也出了力。他说不是他，而是人民大学的一位老前辈。我说我很想见见这位老前辈。他说这位老人九十高龄了，不是什么时候都能作马拉松式长谈的，得先与他约个时间。我说：“好，我等你电话。”
不一会儿，这位老朋友就来了电话，说是“明天上午九点”。
“明天”，是大年初三，我怕影响这位老人家与远远近近儿孙们的节日欢聚，意欲向后推迟几天。我的这位老友说，这时间就是那位老前辈定的，他认为谈谈葛佩琦的事，“比过节还重要”。
多么可敬可佩的老人啊！
第二天早上，我如约前往，在人民大学林园宿舍区的一座楼房里，与这位老人见了面。
他叫李逸三，身材颀长，面色红润，须发尚未霜雪尽染；但言谈时常常不由自主地颤摇着头颅，偶尔写几个字，手也有点抖，仍不无高寿老者的特征。
然而他思路清晰，在平静缓慢的谈吐中，常常透示出刚劲雄辩的内涵。他说：1957年，他打心里就不赞同毛主席“引蛇出洞”的说法，如今更不能苟同反右“扩大化”的论点。他说，如果“扩大化”了几万倍，十几万倍，这场运动还能被认为是“正确的、必要的”？
他的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练就了他一身刚正之气。
他年轻时，与薄一波、程子华、李雪峰，同读太原国民师范。1926年，他与程子华南下武汉，进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军事。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他与程子华都参加了同年12月的广州起义。起义失败，程子华转去湖北宜昌的有着不少共产党员的国民党部队公秉藩旅，李逸三则去了也有不少共产党员的国民党第四军十二旅旅部，当了一名准尉文书录事；而在共产党内，他是直属中央军委的进行兵运工作的特别支部的书记。
1929年夏，他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回部队，带着装有党报《红旗》、党刊《布尔什维克》等印刷品的皮箱，住进了汉口一家旅馆，被检查旅馆的国民党军警发现，他只身逃去。第二天，武汉国民党报纸登出了一条大新闻：《共党要犯李立三武装来汉》，文中末尾写道：“已派出干探多人，四处缉拿”，闹了个一字之差的大笑话。
他在武汉江岸区警备司令——黄埔军校第三期的中共地下党员黄志强的公馆里隐蔽了一个星期，听说蒋介石正要收拾的第四师已南去广东，他就返回上海党中央。中央要他到宜昌去找程子华，共同从事兵运工作。到了宜昌，他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先与隐蔽在宜昌的湘鄂西党委书记——上海中央流动训练班（中央党校前身）的同学周逸群接了头。周逸群说，程子华所在的那支部队已在三天前举行了暴动，已与他失去了联系，遂介绍李逸三去洪湖苏区参加武装斗争。
在洪湖苏区，李逸三先后担任过游击二纵队政委、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红六军秘书长兼洪湖军政学校代理校长。1930年冬，他被周逸群委派去上海党中央汇报了工作返回苏区时，被途中严密搜查的敌人认为“形迹可疑”，关进了武汉的军人监狱。武汉行营军法处判他三年徒刑。上海党中央与他单线联系的女同志浦秀文，给他汇了三十块钱，嘱其多保重。
1931年长江洪水泛滥，淹没了这所监狱。1932年春末，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疏通监狱令，他被依令释放出狱。出狱前，浦秀文又给他汇款三十元，供他去上海的路费。他出了监狱即刻赶赴上海，党中央已转移江西苏区。他遍找单线联系的浦秀文也找不着。全国解放后，在北京，他见到浦秀文的哥哥，一位老共产党员浦化仁，才得知浦秀文当年给他汇款后不久，便因病去世。
当时，他算是暂时失掉了组织关系，只得回山西武乡故土，独自建立了党组织展开地下斗争。1933年8月，他去太原找到了中共山西特委书记维公，才接上了组织关系，并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武乡县委员会，由他担任县委书记。1934年春，他又被阎锡山逮捕，关进了太原第一监狱，判刑六年。
1937年5月，他组织同监狱难友绝食三天，他们才被释放。他出狱后很快就找到了老同学薄一波。薄一波把他分配到决死队第一纵队二总队，从连指导员干起。而后，他陆续担任过营教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太岳军区宣传部副部长、代部长，抗战胜利后调往北方大学和华北大学做党的工作。
全国解放，华北大学改称中国人民大学，他历任专修科总支书记、预科主任、校本部人事处长、校党委常委、统战部长、组织部长兼监委书记。1964年调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他两次坐监、靠边站被审查。1978年冬，中国科学院党委给他作出了历史结论：“两次被捕，没有问题”，“反‘左’，难能可贵”。1979年调任国务院参事。
李老说：“葛佩琦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以后又怎样被关进了监狱，我都一清二楚。那前前后后，都是一连串的完完全全的人为大冤案！”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快结束时，李逸三老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接着，他从书橱里拿出一个厚实的文件袋，封面上写着“葛佩琦”三个毛笔字，里面装有八十年代葛佩琦冤案被平反后，一些报纸杂志记者对葛佩琦的访问记，平反前葛佩琦写给李老的信件、申诉材料，和李老给胡耀邦信件的草稿，等等。这些原始材料，有的是一些记者已发表的文字没有述及的，有的是葛佩琦本人的回忆录也未尽纳其内的。这对我来说，都十分宝贵。
多么可敬可佩的老前辈！
为保证“完璧归赵”，我回到新华社复印了全部材料。然后细细研读了“葛佩琦”，越发觉得当年一些人横加给葛佩琦的“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等等罪名，与葛本人从呱呱坠地起，直到1957年身陷囹圄止的真实言行，统统都沾不上边。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他本是热血满腔的爱国青年
葛佩琦，原名葛畔珩，1911年9月出生于山东平度县仁兆镇淖泥沟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弟兄五人他最小，下面还有一个小妹妹。加上父母全家八张嘴吃饭，只有三亩半地。农忙时村塾放假，他这个颇受优待的小弟弟，也得去放猪放牛，同时手捧书本不忘苦学。
那时整个平度县只有一所县立小学，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中学。他从私塾考进了这所中学附属小学六年级，刚刚读至毕业，这所中学停办。听说离平度县三百六十里的黄县也有一所美国教会办的中学，怀着“科学救国”理念的葛佩琦，用一根小扁担挑着行李和书籍，汗流浃背地行了三百六十里，考进了这所中学。
那是1929年春天。第二年的5月3日，是侵入山东的日本强盗在济南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并残杀国民党政府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及十七名外交人员的“济南惨案”两周年。国耻难忘的同学们要求召开全校同学的纪念大会。美国校长借口大会程序中的“向国旗三鞠躬”是教会所反对的偶像崇拜，妄图阻止纪念会的召开，同学们不予理会，坚持召开了纪念会，照样向国旗三鞠躬。这位校长就宣布“停止上课，解散学校”。中国老师和同学们不听这一套，一直坚持到6月完成了期末考试，才各奔前程。
有钱的同学都转向他方求学了。穷书生葛佩琦却突发奇想：去北京上学。他步行回家“说服动员”，父亲才东挪西借给他凑了十五块钱，母亲给他做了双布鞋和一身粗白布褂裤，再步行三百六十里，回到黄县挑起存放在一位老师家的行李和书籍到达龙口，在一位老乡的帮助下买了张便宜的轮船票，经两天一夜的波涛摇晃到达天津。待从天津乘火车到了北京，他口袋里只剩八块钱了。
那时外乡人在北京上中学，就是一文零花钱也不花，每学期的学费、膳食费和书本费，起码也得三四十元。他这区区八元钱，怎么能上得了学？一位同乡举荐他先去一家工厂当学徒，等赚足了学费再求学。他被分到这家工厂的汽车房，先跟着师傅刷洗汽车零件修汽车，然后学开车。平时每天都得清扫汽车房、擦汽车，帮助师傅洗工作服，每月只有一元零花钱，每天两顿窝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