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褪艿酱Ψ值耐荆菜嬷宦捎枰愿床榫勒獬搜乖诠せ嶙橹凸せ岣刹客飞系摹肮ね胖饕濉薄ⅰ熬弥饕濉钡拿弊印！ �
不久，中共文化部党组为所谓的“二流堂”平了反。
何谓“二流堂”？
说来这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大笑话！
抗日战争期间，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人士吴祖光、丁聪、吕恩、张正宇、张光宇、盛家伦、戴浩、高汾、高集等人没有落脚地，回国参加抗战活动的爱国华侨唐瑜，为他们搭了一座竹结构简易房。周恩来指派在南洋时与唐瑜的兄长就很熟悉的夏衍，经常去关照他们；周恩来本人和郭沫若、徐冰等同志，也常去探望他们。黄苗子、郁风自己有房住，也常去和这些“流浪者”吃住在一起。
1943年1月，重庆《新华日报》纪念创刊五周年，举办文艺演出晚会。戏剧家欧阳山尊、李丽莲夫妇，演出了解放区的著名歌剧《兄妹开荒》——勤劳的妹妹改造好了不爱劳动、有点“二流子”劲的哥哥。由于借住在唐瑜竹制简易房的文化人大多没有固定职业，过着近于“流浪”式的生活，对“二流子”一词又颇感新鲜而有趣，遂相互对称“二流子”。有一次，郭沫若又去看望他们，也说了句玩笑话，“我看你们这里就叫做‘二流堂’吧”，还随兴题了块匾。
这样，“二流堂”就叫开了，一时传为笑谈。
1955年“肃反”，有人硬把这开玩笑开出来的“二流堂”说成是“反革命小组织”。1957年，吴祖光、丁聪、黄苗子、戴浩、高汾等人被打成了“右派”，经常与吴祖光来往也被打成“右派”的影剧界年轻人杜高、田庄、陈敏凡等人，就被定为“‘二流堂’小家族”。“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们更把“二流堂”打成“反革命的裴多菲俱乐部”，想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许多人因此遭迫害摧残。
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平反通知指出，“二流堂”原来是中共和党外一些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对“二流堂”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凡因“二流堂”受冲击、受牵连的同志均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拨乱反正鼓声急“文革”中被错判的十八万四千多名“反革命”被平反或改正
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沙甸，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回民聚居村。1968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在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庄，采取了侮辱回民的恶劣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又进一步混淆敌我，激化矛盾，酿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装对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伤众多的严重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说“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终于被洗刷干净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终于又回来了。
在平反善后工作中，负责平反善后的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依靠群众共同做好抚恤救济等工作；同时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继续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受到了沙甸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及至1980年9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说，“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万五千多个、十八万四千余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江华说，“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百分之四十上下，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既有错捕错判，就应该有人出来勇于承担责任，承认错误。在这方面，中共广东省委和山西省委带了个好头。
1974年11月，广州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广州街头贴出了一张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各阶层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和争论。在当时十分复杂的斗争局面下，中共广东省委有人误把这张大字报当做“反动大字报”，又错误地宣布李一哲为“反革命集团。”
也是1974年，山西太原市的国家干部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人，出于对党和国家命运的担心，对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和散布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们指出：“批孔是作批判周总理的准备”，“是想‘以新换老’大换班”。他们揭露：“张春桥、姚文元把别人打下去，自己上台，是真正的托派野心家”；江青飞扬跋扈，横行一时，必将“千古遗臭，万人唾弃”。他们还对“四人帮”们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破坏生产的罪行，进行了一系列批判，并指出：“四人帮”们“在阶级斗争、文艺、教育、知识分子和党内斗争上制定的是一条极左路线”，它“已经成了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再搞下去，生产就会走下坡路”；“如果不能在生产力上、经济实力上、人民生活上超过资本主义，再搞什么阶级斗争，也不能阻止所谓的‘复辟’”。
山西省公安机关根据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等人“指示”，从1975年4月开始，先后逮捕了这些同志。粉碎了“四人帮”之后一年又一个月的1977年11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样根据省委的“决定”，判处张珉、赵凤歧、罗建中三人死刑、一人无期徒刑、六人分别为七年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另外两人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原单位群众管制三年。
张珉、赵凤歧等人不服，向国家最高人民法院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在院长江华的直接过问下，经一年多的审理，于1979年1月23日通知山西有关方面，认为张珉等人进行上述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保卫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反对“四人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把他们当做“现行反革命集团”判罪是错误的。因此，最高法院将此案发还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改判，并建议先释放所有在押人员，据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立即开释了张珉等人，并于接到最高法院通知后的一个月，即同年2月24日撤销原判，宣告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人无罪。因此案而被错捕的另外三人，也由山西省公安局同时释放。
为了纠正上述两个错案，中共广东省委和山西省委于1979年2月上旬和下旬分别召开了平反大会。在广东省委召开的平反大会上，省委负责人代表省委作了自我批评，对错误处理这一案件承担了责任。这位负责人说，通过对李一哲案件的处理，省委认为有些经验教训值得很好总结。首先，一定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鼓励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不符合实际，不符合人民利益，都不能照搬；做错了的，都要纠正。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顺耳的话、逆耳的话都要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人民的精神生活才能热气腾腾。
在中共山西省委召集的平反大会上，酿造这一错案的主要当事人——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谦说，省委、省革委会应对这一错案承担责任，特别是他个人要负主要责任，基层组织是没有责任的。他代表省委、省革委会向张珉、赵凤歧、罗建中等十二位同志以及受株连的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王谦说，通过对这一案件的平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