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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为1980年对恽逸群宣告无罪的平反不够彻底，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精神，重新作了结论：恽逸群同志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他在潘汉年等同志领导下，在上海、香港等地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对革命事业有一定的贡献。1955年后，恽逸群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审查处理，蒙冤二十余年，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同年5月12日，在南京石子岗殡仪馆举行了恽逸群骨灰覆盖党旗的悼念仪式，宣读了长篇悼词，新华社和京津宁沪各大报都发表了消息或悼念文章。
虽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覆盖党旗晚了一大步，恽逸群到南京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工作后不久，便于1978年12月10日因旧病骤发而去世；但在胡耀邦与他长谈之后，他就欣然预感他的一切冤情总会得到彻底洗雪；所以，在享年七十三岁临终时，他是瞑目与世长辞的。
秦川，又一位老报人，手持张稼夫介绍信，踏入耀邦家门槛，向耀邦诉说了自己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的坎坷遭遇。
“大跃进”时，他已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七八年的宣传处长，听到各地对“大跃进”颇多非议。他去江苏、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地深入调查，觉得浮夸风和对自然环境的毁坏等情况确实非同小可。回到北京汇报调查所得，他说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就曾告诫全党，主观主义能导致亡党亡国亡头；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主观主义也照样能够导致社会主义的失败。他说在全国，现在虽然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国范围的社会主义不会失败，但在个别地区，这种失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眼下已经成了现实。同时，他还正式向上报告要求不再呼喊“毛主席万岁”，因为这与共产党人的谦虚谨慎背道而驰，而且也不符合人生的客观规律，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不但如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竟把彭老总在庐山招灾惹祸的那份“万言书”，推荐给一个号召大伙讲真话的单位负责人，作为向其本单位做形势报告的核心材料。在起草建国十周年大庆的宣传提纲时，他又把“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提纲的引语……
所有这些作为与言论，都很快一一击响了康生耳鼓。康生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失败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一道令下，秦川被定为“右倾分子”，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皖北东部山区来安县半塔集劳动。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各地纷纷为彭老总等人之外的“右倾分子”平反，中宣部的六位正副部长坐成了一大排，想听取秦川畅谈“劳动锻炼”的收获，如何改变了“社会主义失败论”。他们未曾料想秦川不但不领这份情，而且直截了当而又十分简要地回答：“我不但分毫没改，而且觉得这种失败已是铁的事实，因为饿死了很多老百姓就是严酷而有力的证明！”
人数足有半个战斗班的正副部长们大失所望，他们认为秦川所说未免太过火。秦川说：“这并不过火，而是实事求是。”部长们让他写份材料。他说“写就写”，每个字写得“袁大头”那么大，写了几张纸。
一位副部长向别人抖抖这几张纸，说“这是十足的对抗情绪”。他说“可以安排秦川的工作，但要他自选门路”。秦川说：“这等同于上山下乡返城的待业青年。”
秦川找了当时任中央工交政治部主任的老熟人谷牧，谷牧让他担任了工交政治部宣传部长。耳目遍布的康生得到了“小报告”，即刻驱车到谷牧家大吵大闹：“你怎么能用这种人？！嗯？！”
谷牧没辙，只好让秦川去太原汾河西岸的山西化肥厂搞“四清”。搞了一年半，谷牧奉调去主管国家建设委员会，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接任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向中央建议让秦川担任工交政治部副主任，但遭到了康生的坚决否定。“文革”风起，康生仍不放过这根“眼中钉”，秦川遭到了更甚的打击迫害。
1975年邓小平开始全面整顿，有人提议让秦川去负责中共北京市委科教部；即将寿终正寝的康生得风还是不放过他，叫人传话对秦川要“控制使用”。直到“四人帮”垮了台，秦川还一直被挂着。
秦川恼怒地向耀邦陈述主要冤情，耀邦边听边插话说：“康生在党内的历史，几乎净是耍阴谋诡计的历史，不知有多少好同志被坑在他的魔掌中！”
秦川要求给份工作，耀邦说“没问题”，并留他共进晚餐。李昭端上一碗甲鱼汤。那时候北京市面上的甲鱼，还不是“身价昂贵”的饕餮者们的专享物，只不过块把两块钱一斤。耀邦一筷未动，只吃辣子豆腐和芹菜炒豆腐干，那碗甲鱼汤让秦川一人独享。
不日，方毅要秦川去中国科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中央很快就批准；相隔不久，在《人民日报》支左的迟浩田即将归队，胡绩伟向中央打报告要求秦川去《人民日报》做他的左右臂，这立刻得到了中央主席和四位副主席的一一批准。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的同志，把这先后两种批件都亮在秦川的面前：你看怎么办？
当然党的正副主席们的完全一致的批件更算数——秦川去《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未几，迟浩田一离开，胡绩伟成了报社的一把手，秦川就成了二把手。他们紧密配合胡耀邦拨乱反正，相得益彰。
重振“党员之家”“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那时候，不但中组部大门前有许多上访者，就在东城富强胡同六号耀邦住宅前，也常常聚着一群上访人。耀邦早对住宅守门人员打了招呼：“对找我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
一天大清早，武汉钢铁设计院党委书记朱鸿翔，来到耀邦的家门前。他向守门人员说明了来意，就直奔后院，毫无阻碍地进了耀邦卧室。耀邦夜间与《人民日报》的同志研究修改一篇文章，深夜两点才睡觉，这时还没有起床。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他便一骨碌坐起来，忙问有何事。朱鸿翔表明了身份，说是上访要求申冤的。耀邦边穿袜子边说：“你来找我可找对了。有什么冤苦，请说吧。”
原来，朱鸿翔的妻子周苏是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干部处长，“文革”中遭到“四人帮”死党的残酷迫害，被活活打死，一直没有人为她平反昭雪。耀邦动情地说：“我一定要为周同志彻底平反！”
这时已早晨七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抹把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
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苏同志彻底平反。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三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三个月，周苏同志的冤案仍未平反，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么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这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和六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三个月，周苏冤案就被彻底平反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幕，终身难忘。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人来到中组部大门传达室。他们只给胡耀邦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刻曾三已七十有二岁。
1924年，曾三十八岁，即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曾三奉党的指示到上海党中央特科培训班学习无线电通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实现了中央红军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并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