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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他随即指派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小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了一个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成鞘伯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工作组兵分数路，跑东城走西城，一一看望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同志，分别召开了七八次座谈会，请所有长期受压抑、遭冤苦的同志畅所欲言。这二百零五位同志都深受感动。他们表示：没想到给中组部的信发出不久，中组部就派人深入了解下情，“党员之家”的传统终于又回来了。有人在座谈会上当场赋诗抒怀：
一年两年十余年，只耗草料不耕田；
等闲白了少年头，原来“四害”是祸源！
一月二月三四月，除了“四害”心欢悦；
东风浩荡春光好，只争朝夕情切切！
工作组更是快马加鞭。他们前后忙了十余日，关于这些同志为何久久不能安排工作的《情况简报》就送到了耀邦面前。耀邦阅后批下这几行字：
①这个材料很值得一看；
②请工作组顺从大家的心愿，一抓到底，限定时间，做完该单位全部同志的工作分配和妥善处理；
③立即考虑其他单位也推行“领导上第一线、一抓到底、干净利落全部解决问题”的办法。
依照这个批示，中组部立即从中央有关部委借调来一批干部，把临时的干部分配组充实后改称为干部分配办公室，吕枫为主任，下设若干组，不但迅速解决了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二百零五位同志的工作安排，还统一领导了对中央各部委“靠边站”的六千多位干部的工作分配。
重振“党员之家”“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消息疾如风，迅速传遍中央各机关、各学校的每一个角落。中央民族学院（即今天的中央民族大学）讲师郑仲兵听说中央组织部果真又成了“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立即用街道公用电话给中组部打电话，明言要找胡耀邦。接话的人回答：“耀邦同志现在已外出办事，由上访干部接谈组负责人陈野苹同志接谈行不行？”仲兵说了声“行”，就与陈野苹在电话中谈了起来。
郑仲兵说：“‘文革’之初，谢富治主管的公安部大肆推行《公安六条》，滥杀无辜，我私下表示过不满，并说过谢富治、江青、中央文革与林彪也有摩擦等，就被打成‘诋毁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两次被关进监狱，后来在干校土牢中又被关了四年，遭到长时间的折磨，差点送了命。现在粉碎了‘四人帮’，虽获得了人身自由，但这段冤情一直无人予以昭雪，能不能请耀邦同志在百忙中过问一下。”
“好的！”陈野苹说，“我一定向耀邦同志汇报，请你放心。”
不久，中央民族学院校园里的几只大喇叭同声呼唤郑仲兵，要他听到广播立即赶到院党委办公室有要事传达。郑仲兵听到广播怦然心动，不知为何声势如此之大。他满头大汗地跑到院党委办公室才得知，原来是胡耀邦要他火速去谈话。等他倒了两次车赶到中组部，又不巧：耀邦正临时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指派中组部宣教局长代他接待郑仲兵。
“我受耀邦同志的委托，向你传达几句话。”这位局长说。“耀邦同志说：一、这些年你蒙受了不白之冤，向你表示慰问；二、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圆满解决；三、请你写一份有关谢富治问题的材料。耀邦同志等着要……”
后来，郑仲兵写的这份材料，也被列为中央发布全党的“谢富治指使刑讯逼供制造冤假错案”的依据之一。
而且在郑仲兵与中组部的同志接谈后不久，公安部就给郑仲兵作出了平反结论，结论写道：“两次对郑仲兵同志拘留审查，是由林彪、‘四人帮’及谢富治的迫害所致，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公安部几位局长会见郑仲兵时指出：平反结论是胡耀邦同志指示，赵苍璧部长布置，凌云副部长负责写出来的。
1979年秋，正值胡耀邦兼任中宣部部长时，郑仲兵被调到中宣部工作，他感到无比欣慰。
重振“党员之家”耀邦在自家接待了申诉沉冤的恽逸群和秦川
一天，著名老报人恽逸群，来京申诉他的延绵26年的沉冤。
这是一位1926年7月北伐战争刚开始时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当年他才21岁。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第二年，他是其家乡江苏武进县的中共县委书记。1932年奉党的指派进入上海新闻界，先后担任过《立报》主笔和《译报》、《导报》总编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相继担任过《新华日报》华中版总编辑和社长、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上海解放后，出任上海《解放日报》总编辑和社长兼华东新闻学院院长、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等职，并且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前身青年记者协会创始人之一。
1950年，恽逸群的做缝纫活谋生的同父异母大姐恽清芬，因老家五亩地出租，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并被挟嫌报复的流氓恶霸打伤。恽逸群给华东土改工作委员会和中共苏南区党委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请求允许其姐进医院治疗。华东土改会和苏南区党委派员调查并征求了恽逸群的意见。恽逸群表示：此事如何处理悉听当地领导机关决定。
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恽逸群因曾将《解放日报》相当于两千个“折实单位”（每单位等于大米一斤、麦粉一斤、煤球一斤、龙头白布一尺的市价）的公款，相当于1954年币制改革后的一千元，借给一位友人开办小煤窑，为此作了多次检查。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硬说恽逸群企图“从中牟利”，责令其停职反省，由张春桥接任《解放日报》社长。
1952年3月，恽逸群就因上述两项“罪行”被开除党籍。《解放日报》发布了头版头条新闻并发表社论，大张旗鼓地公开批判，全国各大报亦广泛传播。
1955年4月，曾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冤案发生。恽逸群因1936年后在上海、香港等地曾两次在潘汉年的领导下从事过地下情报工作，于同年5月10日也被秘密逮捕。公安机关对他侦查审讯了一年半，查明他与潘纯系正常的工作关系，但仍把他继续关押了九年。在这十年半中，他一直被孤囚一室，完全与世隔绝，也不能与家属通信见面。1965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照样对他起诉；同年11月下旬，最高人民法院照样对他秘密开庭审讯，判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以示把他冤关了十年半完全有理。
同年12月8日，他被“假释”离京，并被严嘱“不得对任何人透露被捕经过及判决书的内容”。然后被安排到笔者家乡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原行政七级每月三百多元的副省级高干，每月只给生活费三十七元。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他又被“群众专政”，关进了“牛棚”，成年累月地挨批、陪斗、挂牌示众，并从事冲刷厕所等力所不及的重体力劳动，终于积劳成疾得了严重哮喘症。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不久，七十一岁的恽逸群支撑着孱弱多病之躯，几乎是讨乞要饭地赴京申冤，但无人闻问。
1978年夏天，他风闻中央组织部又成了“党员之家”，立刻来京打探消息。他在新华社的老友庄重对他说：“你可以直接去见胡耀邦同志，请他为你伸冤。”果然，胡耀邦与他亲切长谈，热情慰勉，表示一定要为他的冤案彻底平反昭雪。耀邦还介绍他去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申请撤销那“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得上诉”的原判和恢复名誉。当年8月，中组部就根据恽逸群本人“先工作”的迫切要求，把他安排到位在南京的中央第二档案馆临时干点工作，每月生活费暂定一百二十元，其他待遇、职务，等彻底平反后解决。
198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公安部先后撤销1965年原判，宣告恽逸群无罪。
1982年10月，中共上海市纪委筹备组作出了复查结论，并经中纪委批准，撤销1952年给恽逸群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
1984年4月13日，又经公安部复查，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