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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多新奇玩意儿一样，这两副袖扣是加州的一位好友送给他的。总统要在戈尔巴乔夫到来的那天戴上一副，再在他们于椭圆形办公室举行单独会谈时把另一副送给这位苏联领导人。我指出，我认为俄国人不会戴法国袖扣。但他却执意要这样做。这一天以及其后的几天，我们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个精明的人）。可是，我每次走进总统办公室向他汇报有关首脑会谈的问题，他都要提起袖扣的事。他知道裁军和经济问题最终总是要解决的。但是他也想有一些能把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两个人联系起来的个人的象征物。
离首脑会晤只有几天了，我要求苏联大使尤里·杜比宁尽快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一个难题，他也有一个难题。当我解释我的难题的时候，身材高大、满头白发、通常很友善的杜比宁显得有些狼狈，脑门上闪着亮晶晶的汗珠。我对他说，里根夫人很生气，她邀请苏联首脑的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夫一道喝茶、共进午餐或者做她所喜欢做的任何别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人多次询问之后，仍然听不到回音。既不接受也不拒绝，甚至连一句表示接到了邀请的话都没有。与我共同负责安排这次首脑会晤的白宫联络处主任汤姆·格里斯科姆是个讲话风趣而干脆的人。他说：“难道这是牲口棚，让两位第一夫人争食吃吗？”我知道里根夫人是说一不二的，于是我就告诉杜比宁，如果她不能很快得到简单而有礼貌的答复，我们就会把一次诚挚的首脑会晤搞砸了。
“科林，”杜比宁边说边不安地移动着身子，“这件事很微妙。戈尔巴乔夫夫人她……”他的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我对那些难侍候的第一夫人太了解了。不过，我还是对他说：“如果你们不想因为这类愚蠢的事情而把这次首脑会晤弄糟，那就快行动吧。你为什么不动用你们克格勃的传真机，快些给我们答复呢？”24小时后，我们接到了赖莎·戈尔巴乔夫的回电，说她接受邀请，同意来喝茶。用苏联的标准来衡量，这么快做出决定可以称得上是光速了。
是的，我对固执己见的第一夫人确有了解，但对我来说还是有可学的东西。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设计了一个第一天的条约签字仪式，为的是使首脑会晤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开端。我们定的时间是上午11点。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肯·杜伯斯坦是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人，他精力充沛，政治上很精明。我把拟定的时间表送给杜伯斯坦，他后来打电话给我说，签字仪式必须在下午1点45分举行。我说，这办不到，那会把整个这一天的安排打乱。但杜伯斯坦重复说，一定要在下午1点45分举行。我对他说也许可以改在11点半，最迟12点。杜伯斯坦坚持要在下午1点45分。他的态度很武断，完全不像他的为人。于是我说：“肯尼，1点45分这个时间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但是也不让步。我们只好把时间表全部打乱，以满足这个莫名其妙的要求。
几周之后，杜伯斯坦终于把原因告诉了我。这样，我也就成了白宫中6个得悉这个秘密的人之一。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南希·里根在决定总统应当在何时何地处理美国的事情时一定要听一位占星家的意见。而这位名叫琼·奎格利的加州占星者断定，下午1点45分时的星象最适于签署中程核力量条约。
南希·里根迷信占星术与总统本人身上那种类似神秘主义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对他有很大影响。如果苏联一座核电站发生的一次事故能将有毒的辐射传播到世界上那么大的一片地方，核武器又将如何？总统了解到，切尔诺贝利这个名字是从俄文中表示“苦艾”的那个字演变来的。由于苦艾味苦，所以圣经上以这个字作为敌意的象征。总统的思路从切尔诺贝利引申到苦艾，从苦艾引申到敌意，从敌意引申到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他对我们说，那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是上帝对人类发出的警告。
12月7日那一天，戈尔巴乔夫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我们分毫不差地执行着事先制定好的计划：总书记到达白宫南草坪；在椭圆形办公室同总统进行短时间的单独会谈；里根急不可待地赠送袖扣，戈尔巴乔夫只说了声“谢谢”就装进了衣袋。然后，两位领导人带着他们的代表团进入东厅，举行中程核力量条约签字仪式。里根总统说：“‘控制军备’这个词被‘裁减军备’所代替，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把加了皮套的两份文本摆好，蓝皮的是给美国的，红皮的是给苏联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上面签了字，时间刚好是下午1点45分多一点。
仪式结束后，现在该是讨论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戈尔巴乔夫仍然想阻挠“战略防御计划”的实施，他还想为他的国家争取经济援助。我们则希望苏联撤出阿富汗，希望给犹太人以离开苏联的自由。我原安排让两位首脑及其主要助手于下午2时30分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谈。但是国务院希望让许多人——既有美国人也有苏联人——参加会谈，所以到最后一刻，舒尔茨要求把会谈挪到大得多的内阁会议厅举行。我的直觉不安起来。突然改变计划会使罗纳德·里根的竞技状态受到影响。但我迁就了舒尔茨，这可是个不明智的决定。
此时，内阁会议厅内已是座无虚席。大家坐好之后，总统请他的客人戈尔巴乔夫先讲话。当这位苏联领导人照着手写的讲稿讲话的时候，我开始记下我的印象：“聪明。头脑灵活。不绕大圈。很有分量。很实在。充满活力。精彩的发言。”戈尔巴乔夫满口“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低平弹道”以及SS—12、SS—13、SS—18、SS—24导弹的投掷重量等字眼，就好像他是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一个学者。讲着讲着，戈尔巴乔夫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知道你们准备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的工厂里生产新式化学武器。”他甚至知道这些武器将用155毫米炮弹来发射。这种事连我也不知道。总统不动声色、表情愉快地听着。突然，他打断戈尔巴乔夫说，他有个故事要讲给大家听。我们知道他的资料卡片上记着许多俄国笑话，这些笑话大都是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为他提供的。戈尔巴乔夫停下来让他讲。
“一位美国教授要到苏联去。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总统开始讲故事了，“那出租车司机原来是个学生。教授问他：‘你毕业之后想做什么呀？’那司机说：‘不知道，我还没决定呢？’”
“到了苏联之后，教授又叫了一辆出租车从机场去莫斯科，”总统和蔼可亲地继续往下讲，“在车上他又同苏联司机攀谈起来。那司机也是个学生。于是教授便问他毕业后想干什么。‘不知道。’司机说，‘人家还没告诉我哩。’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
听他讲完这个故事，在场的美国人恨不能钻到桌子底下去，而戈尔巴乔夫则眼睛盯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这是他同总统的第三次会谈，到这时他对里根的风格也有所了解了。他显然认为，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要比为这种事生气更重要。于是，他又继续他的讲话，就好像刚才他什么也没听到似的。
总统接下来的表现进一步暴露出他的准备不足。谈到外交问题时，他转向舒尔茨说：“唔，乔治，在这方面你可能有话要说。”谈到军事问题时，他又转向卡卢奇说：“弗兰克，我相信你会愿意谈谈这个问题。”
会谈结束后，我们这方面的人回到椭圆形办公室。乔治·舒尔茨大胆地说出了该说的话：“总统先生，这太糟糕了。这个人不好对付，他是有备而来。您不能只是坐在那里讲笑话。”
总统知道会谈进行得不怎么好，因而听了这番责备的话也没反驳。但是他并没有一蹶不振。“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他说。
总统和戈尔巴乔夫预定次日上午还要举行会谈。我决心不再重犯今天的错误（我承认发生这些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过错）。“首先，我们不能离开椭圆形办公室。”我说。舒尔茨现在同意了。“其次，总统先生，”我说，“要为您准备一个比较好的发言提纲。”今天再讲任何教训的话都会伤害罗纳德·里根的自尊心。他晚上还要设宴招待戈尔巴乔夫，于是我建议他回家去做准备。我向他保证，到明天早上，我们会把一切都准备停当。
会议结束时，舒尔茨看上去依旧是心烦意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