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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另一位中尉乌尔里克·布雷希布尔乘坐着技术兵伯泽驾驶的一辆吉普车。这辆吉普车在高速公路上失去控制，翻了车。迈克被抛出车外，可是翻滚的吉普却压在了他身上。另两个人只受了轻伤。纽伦堡的陆军医院很快会打电话来详细告知迈克的伤情。一个人听到这样的消息，他的心情是很难描述的。当时，我的脑子有一半是在不停地旋转，另一半则在竭力理出头绪，看看应当怎么办。我对弗洛伦斯·甘特说，我要回家去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阿尔玛。弗洛伦斯马上开始安排我们去西德事宜。
我到家时，阿尔玛正在厨房从洗碗机内往外拿洗好的碗。她问我这么早回来有什么事。我对她讲了。起初她很平静，接着脸上就浮现出一种十分坚毅的神情。她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迈克。在这个考验的时刻，我有一个坚强的伙伴——大概比她的伙伴要更坚强——可以依靠。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政秘书格兰特·格林已经把迈克发生车祸的事告诉了他的妻子金杰尔。格林夫妇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金杰尔听说后立刻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到我们家，陪伴我们熬过接下来那令人心焦的几个小时。医院终于打电话来了。迈克的骨盆摔断了，内脏也受了重伤。他的伤势非常严重。那天晚上，幸亏有弗洛伦斯和空军帮忙，我们从一架C—5运输机中装的货物上爬过去，进入驾驶舱后面的一个小舱内，然后便向西德飞去。
我们见到迈克时，他躺在特护病房内。他的样子很可怕，但是由于注射了止痛的吗啡，他脸上还挂着微笑。骨盆上有血管，而迈克骨盆的血管破裂了。为迈克输了18个单位的血浆，相当于人体内正常血量的两倍。由于输血，他的身体内聚集了30磅液体，因而引起浮肿。陆军驻欧部队军医局局长弗兰克·莱德福已经从海德堡赶来。我们同迈克在一起呆了一会儿之后，他带我们到一个小房间去介绍了我们儿子的伤情。迈克需要做骨盆手术，这种手术目前还在试验阶段。他还受了其他一些重伤，其中包括尿道破裂。莱德福医生说，迈克的康复需要4至6个月的时间，而且现在还很难说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直到好几个月以后，我们才从迈克的一位朋友那里听到翻车之后发生的事情。那辆吉普车上的3名美军先是被送到一家德国医院。在那里，懂德语的布雷希布尔中尉听见一位医生说“我们对这一个已经无能为力了”，他指的是迈克。听到这话，这位中尉立即从检查台上跳下来说：“不行，你们不能丢下他不管。请马上给美军医院打电话！”就这样，迈克来到了纽伦堡。伤情虽然严重，但却依然活着。
第二天我必须赶回华盛顿，阿尔玛留下来照顾迈克。几天后，那所医院又乱作一团。在一次野外实弹演习中，一发炮弹爆炸了，当场炸死两名士兵。装满伤员的救护车开到医院。阿尔玛看到一名战士被送进迈克的病房，那战士的双腿和大多数手指都被炸掉了。她看到医务人员实在忙不过来，便志愿上去帮忙。医院里的人让她坐在桌前接电话和为探视的人指路。奥蒂斯将军后来对她给予传令嘉奖，表彰她在紧急时刻所做的贡献。
车祸发生不到4天，迈克已经住进华盛顿的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了。布鲁斯·范达姆医生为他做了检查。范达姆医生大概是军队中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肯定也是全国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之一。他考虑问题很周到，专业水平也很高。他对迈克解释说，他和泌尿科主治医生将为他做一些以前很少有人尝试的处理。他离开时又补充了一句：“你知道不知道你的军人生涯已经完结了？”迈克不知道，或者一直不愿去想。
当时阿尔玛在场，迈克一个劲儿地说：“我想同爸爸谈一谈。让我爸爸来一下。”我火速赶到医院。自从这次不幸发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儿子已经心灰意冷。“我不知道我还能干什么，”迈克不停地这样说，“我一直期望把陆军变成我的生命。我现在能干什么呢？”
我出去后与范达姆医生谈起迈克的军人生涯被迫中断的事时说：“你若是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就好了。”
他表示理解，但是态度却很坚决。“我很抱歉，但这是现实，”这位医生说，“这个现实是迟早要面对的。”
第一次手术后的那个夜晚真是太难熬了。最难熬的是迈克，但是对于我们其他人也同样难熬。医生告诉过我们，骨盆可以自动愈合，但是除非手术成功，否则将来会变畸形，成为跛子。必须将一块金属薄板固定在骨盆的背面，再用一个棍子似的东西钉住前面，可以说是把迈克这个人固定起来，不致散架。我们被告知说，患者将会疼得无法忍受。为止住这样剧烈的疼痛所需要的吗啡也会把患者置于死地。
手术后，我们获准去探视身上插满管子的迈克。他被允许使用的吗啡量刚够减轻他的痛苦。阿尔玛在屋子里忙来忙去。可我这个三星将军、这个肩负重任的协调者、这个为别人提供便利的人、这个行政长官，却觉得这一辈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没用。就在我感到自己无法再忍受亲眼看到爱子受罪的痛苦时，一个冒失护士突然闯了进来。“嘿！”她说，“怎么样？让我们来把吗啡量减少一些吧。不能再用那么多了。你会好的。”她走近从迈克体内突出来的支架干与螺栓，“让我们看看这套支架合不合适。”她边说边用一个“西尔斯工匠”牌扳手把那些螺丝帽一一拧紧。她的名字叫巴巴拉·西兰多。她做事麻利、充满朝气，这使我们大家都觉得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她使我想起了自己常常用来开导别人的一句话：“永远乐观会使力量倍增。”在陆军中，我们永远都在想办法增强自己的力量，而积极的态度就是增强力量的一个办法。这一次我是受到别人的乐观精神的感染，而且它的确起了作用。
迈克还要接受好几次手术。不过，我们非常感激像范达姆、斯蒂芬·西赫尔尼克和戴维·麦克劳德等高明的医生，是他们把我们这个已被宣判“死刑”的儿子送上了康复之路。我们也十分感激巴巴拉·西兰多护士，她成了迈克的仁慈天使。
有段时间我们觉得他们之间说不定还会萌发爱情。
此后的6个月，阿尔玛和我的生活都在围着医院转。我在处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种紧急事务之余，只要有时间就往医院跑。我们的儿子在康复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是得益于极佳的医疗条件，但也同样是由于他自身具有某种坚不可摧的品格。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指导里根的对外政策，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帮助总统不只是感情用事，而且要凭理智来处理问题。到1987年秋，中东恐怖分子已经扣押了9名美国人。里根不顾对他的总统职位可能带来的风险，还想再搞一次解救人质的行动，这次是用发射一枚“霍克”导弹的办法来达到目的。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考虑，既是出于对人质的同情，也是因为他知道一场人质危机对卡特的总统职位造成了何等损害。卡卢奇和我对总统做了很多工作，劝他不要在公开场合多谈这些绑架事件。这倒不是因为绑架不是残忍行为——这的确是残忍行为——而是因为对这种事情过于注意和过分宣传恰恰会使扣押人质的做法产生效果，促使我们的敌人去抓更多的人。为使这个问题得到正确的对待，我们指出，在华盛顿街头，每周都有这么多人落入城市恐怖分子之手。我们不能听任我们的对外政策被一小撮狂热分子的政治空手道牵着鼻子走。
同样，战俘和战斗失踪人员也是一个不时出现的问题。在这方面，总统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影响，其中包括像安妮·米尔斯·格里菲思这样一些能干的领导人。安妮·格里菲思有一位弟弟在战斗中失踪，她是受尊敬的全国家庭联盟的负责人。但是，战斗失踪人员的家人也常受到一些欺骗老手的操纵。他们伪造证据，用虚假的口实筹款，中饱私囊。若能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斗失踪人员约有78，750人、朝鲜战争中有8，100人、越南战争中有2，230人，也许会有助于人们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我知道，一个用炸弹做成的饵雷爆炸或一架战斗机爆炸所造成的战斗失踪人员我们也许永远找不到。尽管如此，我认为在得到有关所有战斗失踪人员下落的尽可能充分的说明以前，我们必须继续对越南人、老挝人和柬埔寨人施加压力。
11月初，卡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