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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卡卢奇又打电话来。他查了一下，看看在
“陶”式导弹这件事上我有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麻烦。结果我是清白的。看到这最后一条出路也被堵上了，我不再拐弯抹角了。“我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体面地离开这里，这是使我可以面对我的军官同事们的惟一办法，”我说，“而这一点是你所做不到的，弗兰克，得总司令亲自发话才行。这是我这个圈子的人惟一能理解的事情。”
“好的。”他说。
两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我居然以为自己已经躲过这颗子弹了呢。
12月12日，阿尔玛和我参加了一个圣诞聚会刚回到家，正在厨房里坐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我拿起电话，听到的是白宫接线员那威严的声音。是总统亲自打电话来。电话中的罗纳德·里根讲话很亲切，像老朋友似的，说他希望他不是在不方便的时间打电话来，说他不习惯给将军们下命令。接下去他便进入“正题”了（那是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肯·阿德尔曼为他准备的）。总统说，上次我们一起到格林纳达去，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他知道我在第五军干得多么好；他知道我多么喜欢指挥岗位；他知道阿尔玛和我在法兰克福过得多么开心；我此番去华盛顿只是在军事生涯中稍作迂回，但对美国来说却至关重要；他需要我来帮助弗兰克·卡卢奇整顿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烂摊子。
“是，总统先生。”我回答说，“我一定照办。”我已经没有选择了。
“上帝保佑你。”他说。
对我的任命是1986年12月18日宣布的，头衔是“总统的国家安全副助理”。我一个人先去华盛顿安排住房，购置汽车，为我的女儿安妮玛丽转学。她将回到她5个月前刚转出的那个学校。我还同卡卢奇谈了谈我们在群龙无首、飘乎不定、士气低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所面临的工作。我回到法兰克福正赶上过圣诞节。那个节过得乱糟糟的，搬家工人把我们家弄得一片狼藉。到了1986年的最后一天，我正式交出了第五军的指挥权。
我任第五军军长只有5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倘若我能干满4年任期，我本来会有机会升为四星将军，成为驻欧美国陆军部队总司令。我从萨姆·韦策尔手中接过的是一个精锐的军，我的那一班人使它变得更加出色了。我付诸实施的两项新措施在我走后不久就见效了。在此后举行的两次北约组织竞赛中，第五军都赢得了胜利。一个是美国以前从未赢过的博斯莱格骑兵竞赛，一个是加拿大陆军杯坦克竞赛。这后一项竞赛我们也很久没赢过了，尽管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这些竞赛在门外汉看来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北约组织内，那就和在一个赛季同时赢得世界职业棒球锦标赛和超级杯赛这两个比赛差不多。我的继任人杰克·伍德曼西好心地给我往白宫打了电话，与我分享这一荣誉。但是，我肯定更希望自己仍能身在德国，亲自参加颁奖典礼。
1987年1月2日，我又穿上了我以前穿过的一身便服坐在白宫西翼的一个小房间内，那房间的面积大概跟我的第五军办公室内的洗手间差不多。隔壁的办公室地处楼角，宽敞通风。在那间有名的办公室里坐着我的新上司——毋宁说是担任了新职务的老上司——弗兰克·卡卢奇。他现在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这时的白宫静得可怕，因为里根一家在加州度假尚未回来，总统和他手下的大多数工作人员此时都不在。
弗兰克和我都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该干什么？我们当时的处境就好像是接过一个其营长刚被撤职的士气低落的营；或者是一个因比赛输了球教练刚被解雇的球队；或者是一个高级职员不久前携款潜逃的一家公司。肯·阿德尔曼、玛丽贝尔·巴杰和卡卢奇的前军事助理格兰特·格林已经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来帮助弗兰克处理接管事宜了。阿德尔曼的工作最难做：他要先把老的工作人员清理干净，然后才能回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去。卡卢奇和我要做的事情差不多是另起炉灶。
有一天，我正在琢磨我的电话是怎么装的，忽然听到一个略带鼻音的充满热情的声音。“他在里面吗？”突然，我的门口出现了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他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向前伸着手。“我是乔治·布什，”他说，“欢迎你来白宫。很高兴你和弗兰克都过来了。你们会成为一个非常出色的班子。”这时的我，在思想上还把自己当做一名步兵将军，可是美国副总统却到我这里来祝贺我就任新职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受到俱乐部老板欢迎的得奖新手。我听说，副总统和我还要共用一个洗手间呢。今晚可得把这事对阿尔玛说说。
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47年成立的。陆军部、海军部和另外两个军种也是在那一年合并成为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章程很简短，也不特别深奥：“在与国家安全有关的对内、对外和军事政策的协调方面为总统提供咨询。”讲得通俗一点儿，就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许多机构和个人都想让总统听从他们的意见，因此总统需要一个“裁判”，即一个不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机构，来客观全面地向他说明每个竞争者的观点和国家安全顾问自己的立场。一个好的顾问应当是一个诚实的掮客。亨利·基辛格使这个机构的权力达到了顶峰。那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比国务院的权力还大，直接从白宫西翼掌管对中国和苏联的政策。在他当上国务卿之后，有一段时间他还保留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务，以防止任何人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他这个国务卿。
在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诺思这伙人的把持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已无法正常运转。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错。他们为总统工作，而他们的总统却不喜欢插足于他的那些权力很大的阁员之间，做出困难的抉择。他们为之工作的总统希望人质获释、孔特拉继续存在，但自己却不大操心具体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其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填补了一个权力真空，成了自己的进行小型战争的国防部、成了自己的实行自己的秘密外交的国务院、成了自己的从事隐蔽活动的中央情报局。这一切造成的结果就是伊朗—孔特拉丑闻。
我上任头一天就打了我在这里的第一仗。卡卢奇向来讨厌与讲话稿打交道，于是便派我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去参加一个高级助手会议，讨论为总统起草的一份有关防务预算的讲稿。推销这个讲稿的是总统的主要撰稿人——爱吵架的托尼·多兰。此人以前是专报调查性新闻的记者，获过普利策奖，现在是里根撰稿人中的极右派。我提出，这份讲稿是否过于尖刻了。多兰立即跳了起来，指着鼻子斥责我对文字上的事一窍不通，除了军人手册以外，对其他东西一概没有资格评论。我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一个新来者进行的考验。我没有退让，但是这个地方的人比五角大楼总部的那些人还要难对付。
过了几天，在总统回来之后的一天，卡卢奇从我的门口探进头来说：“来吧，我们去向他汇报。”当时，约翰·托尔正领导一批人对伊朗—孔特拉事件进行调查。他在白宫中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找不到有关国家安全顾问或他手下的人向总统说了些什么、总统同意了些什么的任何记录。卡卢奇对我说，我的职责就是填补这个空白。他说：“你想说什么尽管说，但是你的主要任务是把我对他说的话和他做的决定记下来。”
我们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正在听他的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根汇报其他问题。我们来后，总统站起身来，亲切地笑着，向壁炉左边的安乐椅走去。他再次对于把我从德国调回来表示歉意。这时，副总统布什进来了，坐到了总统左边的安乐椅上。卡卢奇坐到一个长沙发上，我坐到该沙发的另一端。里根坐在我们对面的长沙发上。总统在开始讲话之前先说了一个笑话（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例行程序）。我的目光落在他的双脚，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通常情况下，人们穿皮鞋都会使鞋的面部出现一些皱褶，而他那双像镜子一样亮的鞋何以会一点儿皱褶都没有呢？不论是这一次，还是在其他场合，他的鞋看上去永远都像第一次上脚。
卡卢奇先把过去24小时世界上发生的大事回顾了一遍，接着便谈到眼下的难题，即我们打算怎样把已经彻底毁于伊朗—孔特拉事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