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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将军的人选这一传统的特权。以前的做法是，由各军种的司令为每一个空缺提出一个人选。凯斯特说这样不行，现在他们必须提出两个人选，让布朗部长从中挑选一个。军种司令们对此很不满。罗杰斯将军已经答应要把某位将军提为四星将军，把统辖美国本土陆军部队的部队司令部交给他领导。凯斯特却插了一手，对他说，哎呀，这可不行，你还是得按规定给我们提两个候选人。罗杰斯照办了。随后，国防部长布朗、陆军部长克利福德·亚历山大和凯斯特一起在适当时机研究了这两位候选人的条件，而罗杰斯被排斥在外，只有在一旁发火的份儿。最后布朗部长做出了决定，选中的并不是罗杰斯将军中意的人。
此后不久，我被召到罗杰斯办公室，在那里当了一阵出气筒。“这是我在军界供职35年来所经历过的最不像话的人事决定！”罗杰斯发泄着他对凯斯特的恼怒。“我不明白，一个不是军人的特别助理怎么就能推翻一位陆军高级将领的决定！”
当他终于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我开口说：“将军，我理解你的失望，但凯斯特只是想让大家明白，这些职位是归布朗部长管的，决定应当由他来做。”罗杰斯将军当然知道这一点，于是他的情绪平静下来了。他在让我离去的时候，承认我应当忠于凯斯特，即便在做出对陆军不利决定的情况下也应当如此。当初他在派我来担任这项工作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
凯斯特控制了美国最庞大的军事机构的人员流动、文件分发以及官员升迁等大权。他处事的态度是直截了当的，恰如他的为人。他赏罚分明，听话的下属有赏，调皮捣蛋的挨罚。他谋求权力和行使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凯斯特自己并不需要权力的抚慰——而是因为他相信他这样做最符合他的上司的愿望和卡特政府的利益。
凯斯特是一辆三驾马车中负责政治的那匹马。另两名成员是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汤姆·罗斯和负责立法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国防部同国会之间的联络官杰克·斯坦普勒。每天早上，布朗部长都要在他的办公室内同他的几位最亲密的助手开会。我坐在房间尽头，就像一个被遗忘的旁观者。我的旁边是一座落地式大摆钟，它每隔半小时便敲出庄严的钟声。国防部长显然需要这些左膀右臂。哈罗德·布朗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是卡特总统任命的最恰当的阁员之一，但是这位专攻物理学的知识分子更喜欢同文字打交道，而不善于同人打交道。我总觉得他会更愿意我们把文件从门底下塞进他的办公室，好让他一个人仔细阅读或者考虑一些道理。就连他的太太科伦如果想同丈夫共进晚餐，也得到办公室来找他。哈罗德总是在那里用一种象形文字般的细小而潦草的手书一份一份地批阅着堆积如山的文件。
哈罗德·布朗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杰克·斯坦普勒的实用政治学学位则是在巴尔的摩的偏僻街区内得到的。一天早上，部长在会议开始时小声议论到一位令他生气的国会议员。布朗抱怨说，此人是个伪君子。他今天对你这么说，到明天表决时又支持另一套。“以后我拒绝同他再打任何交道。”
“好了，哈罗德，”斯坦普勒说，“这是由我们的制度造成的。我这么说你觉得好一些了吗？无论怎么说，这位议员是人民选出的代表之一，在武装部队委员会内你需要他那一票。你必须亲吻他，你必须喜欢他。事实上，我希望你明天同他共进午餐。”
布朗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如果这还不能赢得这位议员的欢心，”凯斯特插言道，“我们就把他那个选区内的一个军事基地列为撤销项目。”
还有一次，《华盛顿邮报》上刊登的一篇报道使布朗部长很气恼。他说这篇报道有欠公允，并说：“我要给他们的主编写一封信。”
“不要就这篇报道写信，”负责公共关系的汤姆·罗斯说，“你这样做可是正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就希望你这样做，好让他们的报道保持吸引力。哈罗德，你同猪搏斗，猪会觉得开心，而你却只会把自己的衣服弄脏。”布朗还是坚持要写信。
“哈罗德，”汤姆接着说，“你就咽下这口气吧。千万别同那些满肚子墨水的人舌战。”
我坐在那里做记录，心中在想，如果说国家军事学院是我学习军事政治学的课堂，那么我现在就是做野外实习。
1977年圣诞节快到了，我给姐姐玛丽琳打了个电话。她和她的丈夫诺姆终于厌倦了纽约州北部的冰天雪地，从布法罗回到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去了，我劝他们到东部来过节。过去的一年中，我看到了父亲身上发生的变化。这位以前像个庄园主似的精心伺弄他那一小块土地的老人，如今更喜欢整天坐在屋里。这位以前可以同鸟儿们对话，把它们从树林里引出来的老人，现在却一连几个小时沉默不语。我觉得今年让全家人在埃尔迈拉大道团聚一番是个好主意。这个圣诞节过得很愉快，但是大家的话语却不多。有一点是很明显的：爸爸已由马戏团的领班变成观众了。
两个月后，即1978年初，我回家陪母亲去看爸爸的医生。医生开门见山地说，爸爸患了肝癌，已经到了晚期，很可能活不到一年了。母亲接受不了这个噩耗。当只有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她哭得很伤心，劝都劝不住。这么久以来，她和父亲一直互相抑制着对彼此的感情，以至于看到这种深情的流露，使我颇感惊讶。由于爸爸的健康每况愈下，现在几乎每个周末我都要往返于华盛顿国家机场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之间。
4月22日是个星期六，我到埃尔迈拉大道去看望爸爸。这时他已经卧床不起，住在我原先的房间里。医院对他已经无能为力，所以医生们就让他回家了。他睡的那张床，对我来说是很有纪念意义的。那是我在西克塞尔公司工作期间用雇员优惠券买下的。它是我对我们家的家具所做的第一个重大贡献。梳妆台上放着爸爸永远不离身的两张照片。一张是玛丽琳中学毕业时拍的，一张是我在盖尔恩豪森当少尉时拍的。
当时妈妈和贝尔小姐（她仍然在我家寄宿）正在给爸爸换床单。他已经大小便失禁了。我非常难过。这位自尊心很强的人此刻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由两个女人给他换衣服，而他的儿子则站在门口望着这一切。在她们把他那赤裸的身体翻过来的时候，我母亲说：“你要看看他吗？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从未像现在这样把他的周身看个仔细。”我笑起来，妈妈也笑了，贝尔小姐忍不住也笑起来。这时，我看到爸爸的嘴唇也掠过一丝笑意。这一刻正体现了那种压抑不住的牙买加家庭精神：不论面对欢乐还是忧伤，无时无处不表现出幽默。
此情此景，使我不禁潸然泪下。
她们把爸爸收拾干净，又拍了拍他的枕头，使它鼓起一些，最后又在屋内喷洒了空气清新剂。做完这些之后，两个女人便离开了，让我和爸爸单独呆在一起。我同他讲话，但是我讲完之后接下来却是让人难受的沉默。我只好不停地讲下去。最后，爸爸挣扎着要把目光集中起来。他想说点什么，我俯下身来。“科林，”他一面用手指指自己的头，一面有气无力地耳语说，“我这里已经空空的了。”这是我听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到第二个星期六，他便去世了。这个对我的生活历程起了重要决定作用的人就此永远离开了我。
妈妈虽然因失去亲人而悲伤，但她节俭了一辈子，多年养成的务实性格并没有因爸爸去世而改变。我们处理了爸爸的全部家当，只留下他那辆1964年出厂的雪佛兰汽车。我问妈妈可不可以把它给我。妈说当然可以。于是便把那辆车给了我，我付给她400美元。
凯斯特为两位上司——国防部长布朗和布朗的第一副手、五角大楼的第二号人物查尔斯·邓肯效力。邓肯虽然是民主党人，但却与共和党人关系很好。他的商业经历顶峰是可口可乐公司总裁。他很富有，而且集精明与魅力于一身。他负责国防部的日常工作，和三军部长打交道。他尤其擅长同军火承包商打交道和做国会议员们的工作。
邓肯的军事助理乔·帕拉斯特拉少将也像我一样，是德普伊的门徒，步兵出身。“我讨厌这份工作。”帕拉斯特拉不止一次这样对我说。乔喜欢为邓肯工作，但是对五角大楼的工作件件都感到厌烦。除非让他回部队去带兵，否则他永远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