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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神枪手站在检阅台上喊：“全体军官——！向士兵——敬礼！”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姿态，地道的神枪手埃默森风格，以其简单明了的象征手法表达了所有军队的共同点，表达了归根结蒂士兵应当受到尊敬这样一个观点。
韩国的经历使我对于陆军的种族环境十分敏感。到坎贝尔堡不久我采取的措施之一，便是找来我的副手，绰号叫“宝宝”的亨利·B·塔克中校，告诉他我想见一下负责平等机会和保持少数民族利益行动的军士。塔克是个高个子、随和健壮的亚拉巴马州人，他以奇怪的目光看看我说，他会叫那个人来的。
塔克平时和士兵打交道与解决士兵们的问题都很有办法，他的办公室在我隔壁，我能听到那面传来的声音：“过来，小伙子。你让我们上校不高兴，也让我不高兴。看看你能多快就让我们俩都高兴起来。”就这样，问题一夜之间就解决了。可是这一次，他却没有给我回音。两天之后，我再一次说要见一下负责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军士。塔克向我保证说：“我正在办，我正在办。”假如他连人都找不到，可见我们旅对这个问题是多么不重视。我第三次提及这件事后，塔克带来了一个胖乎乎的无精打采的军士，他脚上穿着白袜子、矮腰鞋。他因腿伤正在半休，以此打发退伍前最后几个月的时光。我让他回去，然后就向塔克发起火来，刚才那个家伙是个冒牌货。我们对这样重要的任务就是这样重视的吗？“不要着急，上校，”塔克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必浪费一个能干的军士。几个月来我们旅没有发生过一起种族矛盾问题。”
我自己开始明查暗访，想验证一下塔克说的是否属实。原来他是对的。虽然我们尚未达到种族关系完美和谐的程度，但是这时的陆军已经和我在韩国时所带的部队大不相同了。原因主要是实行了全志愿兵役制。这时，征兵入伍的士兵已全部退役。现在的士兵，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在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也包括种族关系。其主要原因是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教育，并且是自愿入伍的。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拔了一名优秀的军士负责平等机会工作，确保种族关系保持在现有的良好状态。
我还催问塔克修读中学同等学历课程的情况。他告诉我说：“大多数士兵入伍时就是中学毕业生。”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培训班呢？他耐心地解释说：“我们已不再招募不讲英语的人入伍了。”陆军变得越来越好，也许不如我们当年激情澎湃时那样充满乐趣，但是乐趣并不是军队存在的理由。越战后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陆军正满怀新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重建自我。
我愉快地工作在带兵的岗位上。1977年2月，华盛顿突然来电话要我去。1月20日，新的一届政府刚刚宣誓就职，大选中我对他们投的是赞成票。我担任白宫研究员时见过吉米·卡特，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影响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是我相信，经历过水门事件严峻考验的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开端。我是作为纽约市的长住居民缺席投票的，当时没有参加哪一个政党，至今也没有。
我应召赴华盛顿是要接受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Z·布热津斯基为选拔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而组织的面试。我想，又来了，又要我脱离军旅生活的轨道，而我并不愿意这样做。我先去见约翰．威克姆，他不仅是我的上司，而且在华盛顿那迷宫般的政府机构里他运作自如。威克姆说：“你去吧，至少你得和他面谈。”
我当时所从事的工作是我热爱的，也是必须做的工作，即再一次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步兵军官。我已经顺利地从旧式陆军过渡到新式陆军，没有经受太大的文化冲击。一想到这么快又要离开，我就很不愿意。我在其他部队工作过，但一○一师，这支充满传奇色彩的部队抓住了我的心。我接过旅指挥权时，被授予一枚特别的硬币，这是一○一师的又一传统。无论何时，本师的任何一个人发出挑战，要求你出示这枚硬币时，你必须当即出示，否则你就要请对方喝酒。从没有人能对我挑战成功。从当旅长起一直到我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枚硬币无时无刻不放在我的钱夹子里。
坦率地说，我当时希望在旅长任期满后能担任一○一空降师参谋长一职。那样，我可以在为英明的威克姆将军工作中学到更多的带兵打仗的知识。可是现在我要去华盛顿了，但是我仍希望能逃避权力圈子的漩涡，留在一○一师。
几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早已熟悉的环境，老行政办公大楼，在这里我曾在管理与预算局担任过白宫研究员。老行政大楼内的走廊里竖着一排立柱，到处都静悄悄的，给人一种宁静庄重之感，连墙壁里都浸透着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这里是国务院和陆军部所在地，后者直到五角大楼建成后才迁走。这一天我让老行政大楼里着装严格的工作人员们开一开眼，看看我这个脚登跳伞靴，身穿绿色夹克衣裤的陆军上校的样子。我是有意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是一○一师的一名旅长，愿意留在现任岗位上。你们找错了人。我沿着宽敞的弧形楼梯来到三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引进一间装饰考究的19世纪风格的办公室，在那儿见到了布热津斯基博士。他脸形带有典型的斯拉夫人特征，神态严肃。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副手戴维·阿伦。布热津斯基请我坐下，我便双脚平踏地面坐下，脚上的一双跳伞靴很显眼。
布热津斯基先表明他对我过去的表现，尤其是当白宫研究员时的情况了如指掌，这让我感到意外。然后他便进入正题说：“我们正在找一位熟悉在这个层次工作的军人。坦率地讲，我们希望由你来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防务计划工作。”
听起来，这简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对他说我不胜荣幸，但我对这个工作不感兴趣。我说：“我现职任期还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想离开坎贝尔堡。您所描述的这个工作不适合我。我对它一无所知。”
没想到我的推辞不仅没有像冷水一样把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浇下去，反而使他更加猛追不舍。“这恰恰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学者，而是能给我们带来新思想的人。”
我继续推辞说：“我仍愿留在部队里。”
这时，阿伦的表情和他所提出的一连串问题似乎在说：这个脚登战斗靴的人到这里究竟干什么来了？他不是说他不想接受这个工作吗？索性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了。可是，我的推辞进一步激起布热津斯基的热情。有人对白宫权力发出的诱人的召唤竟然无动于衷，对此他似乎感到很有趣。最后他说：“我们暂时谈到这儿。等到你的任职期临近期满时，咱们再谈。到那时给你的也许不是今天谈的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会要你来的。”
我刚要起身离开，布热津斯基又补充说：“趁你在这儿，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组成的这个强干的班子。”剩下的下午这段时间我沿着三楼走廊从一个办公室走到另一个办公室，听到的大都是些幼稚得惊人的武器控制建议。这些建议后来提交给苏联时个个都失败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回到坎贝尔堡，威克姆将军急切地想知道此行的情况。
“科林，你没有接受这个工作，”他说，“他们或者别的什么人还要再来找你的。你的陆军生涯将会是不寻常的。有些军官没有你这么好的运气。”
我很快便把华盛顿的事置于脑后，继续领导部队进行训练、演习、拳击比赛，体验着部队指挥官的乐趣。我接下这个旅的时候，一个营是一流水平，两个营正在争一流。我的目标是，在我离任时要让3个营都达到一流水平。
“你记着找医生看看那个，长官。”‘宝宝”塔克说。我的副手对我的事总是大惊小怪，我又不需要有谁像父母亲那样管我。塔克所关注的“那个”，是有一天早晨我脖子左侧长出来的一个瘤。它不疼不痒，但也不消下去，反而越长越大。我来到营区医院，一位医师说：“我们还说不清这是什么，但有可能是癌。”他解释说他要做活组检，然后将其切除。如果活检结果呈阳性：他说：“我们就一直要切到喉部，你在手术台上清醒过来时就不能再说话了。”
我当时40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我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都处在最佳时期。我担心极了。几天之后，他们把我送进手术室。阿尔玛一直守护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