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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谢利姨父。他是多特姨妈的丈夫，在宾夕法尼亚铁路上当餐车服务员。他也是牙买加人，可是在别人眼里，他变得“美国化”了。由于在铁路上跑了许多年，跟土生土长的黑人常年在一起，原先的西印度群岛口音也大变了。轮到他表态时，他就说：“回老家？你们这些大傻瓜坐在这里嚼舌头谈回老家。你们忘了我们是为什么出来的？咱20年没回老家，今后也永远不回去。”这时，亲人们就笑得前仰后合，拿谢利姨父的异教邪说开心。
我们喜欢看多特姨妈和谢利姨父怄气。他俩一争论，就准像英国滑稽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一样叫人好笑。多特姨妈喜欢差使丈夫，叫他干这个，干那个。“谢利，过来跟大伙儿说说话，别整天闷在一边看电视，像什么样子！”谢利姨夫憋不住气了，就会最后爆发：“娘的！少管闲事！”我后来明白了，老两口像这样斗嘴40多年，完全出于他们之间深厚的爱。
放暑假时，我有时到他们家玩几天。我特别欣赏谢利姨父在轮休日做的早餐：牛排、鸡蛋和冰淇淋。这两位老人如今都去世了，可是每次我跟他们的儿子弗农、罗杰和桑尼3个表兄弟凑到一起时，总是回忆起老两口多年前顶嘴的情景，笑个没完。有时候，我一个人也会突如其来地回想起这些往事，独自发笑。
我们这个家族是一个母权社会。我爱我的姨父们，他们充当调料、笑料，偶尔也发发狠，但是大多数怕老婆。在家里说了算的是妇女；教训孩子、敦促孩子上进的也是妇女。但我父亲卢瑟·鲍威尔是个例外。他也许因个子矮小，也许因其貌不扬，也许还因有点滑稽，总之在家里是他说了算。
1950年，我姐姐玛丽琳要离家到纽约州北部的布法罗市州立师范学院去上学。父亲亲自安排了隆重的送行活动。我们全家到中央火车站为她送行，送她上“帝国号”特别快车。父亲迈着八字步走进车站，大衣两边摇摆着，眼含热泪强露着笑容，纯粹出于慈父心肠。他给在场的搬运工、剪票人和列车员一一分发小费，还千叮咛万嘱咐地说：“请多多关照我的小女儿，请保证她一路平安无事。”我看见他给别人塞钱，感到不自在，可是他一贯如此。每逢节日，他总给邮递员、加油工人和清洁工人送小费。他年轻时住在哈莱姆区，每个星期六都穿得整整齐齐，衣冠楚楚，口袋里插着支票簿。他从第一站——擦皮鞋摊开始，一站又一站，每站送小费，莫宁赛德大道上的许多人都得到过他的馈赠。
每逢橄榄球比赛季节，尽管我球艺不高，他也要让他的儿子戴上全街区最好的运动帽。我的第一辆自行车，他坚持买名牌货，买了一辆哥伦比亚赛车牌的26白胎车。我要买西装，他就说：“儿子，把这张信用卡带上，到梅亚公司好好挑一挑。”可是这一切都是来自一名货运部领班、其每周工资从来没有超过60美元的人。有一年圣诞节，我妈妈反对爸爸邀请太多的客人。她说，他每年那么干，使她十分劳累。爸爸没吭气，出门邀请了50来位客人，然后回来对妈妈说，要是她应付不了，他就雇一名厨师。
我父亲乐善好施，我行我素，成了我们那一带的教父式人物。人们有困难时请他出主意，闹家庭纠纷时请他调解，失业时请他帮忙找工作。他常常从盖因斯公司带回一些衣服、次品和等外品，以及下脚料子，把它们按批发价处理给需要这些东西的人，或者是白送给无钱者。在繁华市区，他不是经常都能充当善人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他在凯利大街才这么竭力助人。当盖因斯公司易主时，他曾经试图买一份股票，却遭到拒绝。他为这家公司干了23年，公司竟这样对待他，他认为太不公道。他是不是当真想争取当一名股东，我不知道。但那以后，他离开了这家公司，到另一家服装批发商舒尔公司工作，职位与原先相似。他在那里一直工作到公司关门为止，这时他年岁已高，没法再谋一份差事了。
卢瑟·鲍威尔从来不曾让自己的种族或职位影响他的自尊心。像他这样的西印度群岛人，是两手空空来到美国的。他们每天清晨乘地铁上班，整日拼命地干活，晚上8点钟才回到家里，挣钱养家，教育子女。既然他们做到了这些，谁还敢说他们矮人一头呢？这就是爸爸的态度。
当然，人们也总会梦想有朝一日遇上幸福女神，不必流那么多汗就赚到钱。我记得我父亲常常在清早给我姑妈打电话，挺自信地说：“贝丽尔，今天咋样？4—3—1？嗯。只赌头号还是赌一对？OK。就赌50分钱。”然后，彩票兜揽人就来收取押宝钱。他们知道有朝一日也许会中个头彩。
1950年，我进了莫里斯中学。原先上小学是出家门往左拐，如今相反，是出家门往右拐，要过几个街口。姐姐上的是莫尔顿重点中学。在父母敦促下，我本来想上斯托伊弗桑特中学，也是一所有名望的学校，可是升学导师在我的成绩报告单上批了“我们不同意。”莫里斯中学则是普通中学，来者不拒。
这时，我依然是胸无大志，没有奋斗目标。我喜欢的事是跟小伙子们逛马路，“散散步”。从凯利大街溜达到163街，绕到南林荫大道，再到西切斯特路，然后回家。星期六上午，我们照例上蒂法尼剧院，看看连续剧，再加一场两片连映的牛仔电影。
星期天上圣玛格丽特教堂，那里有我家的专用座椅。爸爸是资深的教堂俗人执事，妈妈是祭坛管理组组长。玛丽琳在儿童唱诗班弹钢琴。我是一名教士助手。我家的人年年都参加衣物和食品义卖及舞会，在舞会上可以尽情地跳舞，唱即兴歌，喝一点点酒，甚至跟教士们共饮一杯。
在我们家附近还有天主教堂、犹太教堂和店面教堂。星期五夜间，我在犹太教堂开灯和关灯，好让安息日做祷告的教徒遵守保持寂静的规定；做这点工作，我可以挣到一枚25分的硬币。对于教堂，我当时有明确的想法，就是它们跟我父母出生之地牙买加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一样，都有尖顶、祭坛、教士法衣，人人挤在里面焚香跪拜、划十字。我认为教堂越高，离上帝也越近。圣诞节里，我们的威顿牧师把圣玛格丽特教堂装饰成一个神奇的地方，点着蜡烛、彩灯树、挂着彩带和花环，摆上冬青树。节日期间的香火把玛丽琳呛得要死。我却兴高采烈，喜欢这一切。
我现今还记得教堂举行坚信礼的情景。那些洗得干干净净的可爱的孩子们排着队，让牧师摸一个又一个脑袋。牧师念道：“主啊，以你的神圣恩典保佑你的这个孩子吧；让他永远属于你；让圣灵与他相通，日益增进，直到他升入你的永恒天国。”我这个小助手这时就晃一下香炉，精神抖擞地喊一声“阿门”，深信我正看到圣灵像一道闪电一样进入了这个孩子的头内。圣玛格丽特教堂意味着想象、盛典、激情和诗意。时代在变，教堂的祈祷文也随着时代变化。有些主教认为，正如同1928年版的公用祷告书取代了早先的版本一样，这1928年的版本也需要更新。我想我不能不同意他们的高见。然而，在这一变化中，我感到若有所失。多年之后，我在圣玛格丽特教堂做祷告后出来埋葬我的母亲，这时，老的祈祷文已被新的祈祷文代替。上帝似乎贴近了尘世，男女性别不分了。他不再完全是我年轻时所敬畏的那个威严、神圣的父亲式的形象了。这让我有点伤感。教堂抚育我长大的那种魅力似乎看不见了。
我是一个教徒，但不是圣徒。由于我父母都是圣玛格丽特教堂的台柱子，50年代初一个夏季，威顿牧师挑选了我去参加教会在皮克斯基尔附近举办的夏令营。一到那里，我就遇到了几个顽皮的伙伴。一天夜里，这几个新交的朋友和我悄悄溜出去买了啤酒。为了把啤酒凉一凉，我们把它藏在厕所马桶水箱里。可是这个秘密很快被人发现了。当班的教士把大家召集到会议厅，既不威胁也不责难，而是问有谁准备承担责任。谁愿意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站出来认错？我们干了坏事，当时只要不吭气，也许就蒙混过去了。但是教士的话打动了我。我站起来说：“神甫，是我干的。”我坦白以后，又有两个初露头角的小坏蛋站起来做了忏悔。
我们被打发乘次日火车回纽约。关于我们的罪过的传言比我们走得更快。我拖着沉重的双腿走上西切斯特大道，向右拐进凯利大街，仿佛是一个重罪犯要登上绞刑架。一到952号，就看见妈妈，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