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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国家有了一种发自肺腑的感觉，一种不仅是通过耳闻目睹，而且是通过亲身接触、感受和嗅闻得来的感觉。我感受到的是所有人，包括当时被认为是我们的死敌的俄罗斯人所共有的人性。我在火车上遇到的人，在红场上碰见的人，还有在百货商店擦肩而过的人都不是政治理论家。他们是与我自己的家人同样的苏联人，母亲为晚餐采购食品，父亲在单位的收发室劳累了一天后疲劳地往家赶，孩子们想的更多的是莫斯科对基辅的足球赛前景如何，而不是如何在全球传播马克思主义。
与此同时，我也感觉到了这个国家的巨大与力量，那震慑本国人民的可怕力量和与我们抗衡的能力，无论我们集中多少军力，它都能够枪对枪，炮对炮，武器系统对武器系统地进行对抗。从苏联人给我们提供的表面情况来看，我看不到其致命的弱点。其实那时它的致命弱点已在暗中破坏他们的体制，注定将最终导致其垮台。
我们从莫斯科来到保加利亚的索菲亚，在这里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同是共产党集团内的国家，可是这里却有了生动的色彩。我们又去了华沙，那里也富有生气。从苏联到这些国家，就像从静止的黑白照片到了彩色电影一样。我们被苏联现实的严酷性搞得麻木了的感官，此时又重新恢复了生机。
在华沙，我们参观了2000年展览馆，它试图向人们展示千年之交时的未来波兰。我决不会忘记一位老教授对我们讲的话。他个子高大，步履蹒跚，脸上带着沉思默想的表情说道：“看看上帝把波兰放在哪儿了吧，在德国和苏联中间。我们每一代人不是受来自这一边的，就是受来自那一边的碾轧。
有时两边一起来。我们波兰人被剥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他的话引起了我的兴趣。这位共产党人听起来绝不像时刻准备为保卫苏联而献身在街垒上的人。我有一种感觉，他和她的同胞愿意摆脱他们的“盟友”。那天，我心中就埋下了这样一粒种子。16年后，共产党集团解体初露端倪时，我记起了那位波兰教授，因而敢在一群陆军高级军官面前预言，这些卫星国非但不愿留在华沙条约组织，相反却可能想加入北约组织。
白宫研究员有晋见在德文斯堡或朱莱一般见不到的人的权利。访问东欧回国后，我们被带到佐治亚州去会见州长，此行还允许携带配偶。我们的车队驶出亚特兰大机场时，佐治亚州的州警骑着摩托车在前边开道，警笛鸣叫着，四面八方的交通都为我们让路，我望着窗外对阿尔玛说：“好气派！”
州长原来是个49岁面带稚气的人，脸上透着笑容。他请我们坐下，然后介绍了佐治亚州的情况和他对国家政治的看法，白宫研究员们一个个听得入了迷。此时此刻我想到了南方政治家B·康纳、G·华莱士及前佐治亚州州长L·马多克斯，后者很喜欢赠送斧柄给固执偏见的同僚。现在我们面前这位州长代表着新南方。我记得当时我暗自思忖，这个人是当总统的材料。3年之后，吉米·卡特果真当上了美国第39任总统。
在这一时期，我与海军上将H·G·里科弗曾有过短暂的接触。里科弗是核潜艇之父，性情暴躁，蛮不讲理，他能让坚强的军人掉泪。一次，有位曾申请参加海军核潜艇计划的朋友对我描述了里科弗对他的严厉质询：“我为什么应该让你参与我的计划呢？你凭什么认为你会开核潜艇？你看上去好像连什么叫尾墩都不懂。”
我应邀去联邦勤务总署参加宣誓典礼，里科弗预定要在典礼仪式上讲话。这位海军上将仅说了寥寥数语，但其中的意思却令我终生难忘。组织并非真正会起什么作用，计划也不管什么大事。管理理论并无多大意义，事业的成败在于干事业的人。只有将最优秀的人才吸引进来，你才能成就伟大的功业。应当承认，里科弗管理人的方法可能是残忍的：先把他们打碎，然后再按照他的标准重新塑造起来。我是决不会这样做的。但是，他的洞察力是无可否认的。从脾气坏的人口中说出来的真理照样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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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就跟让小孩观察性行为一样。”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公共关系主任乔·莱廷有一次这样对我说。乔是在解释他为什么不赞成白宫研究员计划时说这番话的。他和马利克一样，成了我在管理与预算局的又一位贤师。每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从老行政大楼到我在戴尔镇的家之间交通一路堵塞长达26英里时，我就听乔滔滔不绝地讲他那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他出生在布鲁克林区，原先是报人，后来有点成了政府公共关系圈内四处走动不可缺少的人物。他曾在L·B·约翰逊领导下的白宫新闻处干过一阵子。他那些在夜里讲给总统听，以便让约翰逊总统安然入睡的故事让我听得津津有味。有一回，他编了点经济新闻讲给约翰逊听，岂料总统透露给了报界，搞得股票市场有一两盘像疯了一样。
马利克最初接任副局长时，曾想过解雇乔。这位尼克松政府的前任小头头可不吃闲话威胁。我问乔他当时是否有过担忧。“我告诉你吧，”他说，“每个新来这儿的人都想把我开掉。这事儿每隔几年就来一次。第一周，他们说咱们处理掉莱廷吧。第二周，他们知道莱廷是个职业官员，不容易摆脱。到了第三周，他们自己在公共关系方面与《华盛顿邮报》或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陷入困境，老消防队员就出来救他们了。这时他们开始考虑，这家伙也许并不那么坏。到了第四周，他们就喜欢上我了。”
我问乔，他反对白宫研究员哪一点。我是其中一员，我和他相处得不是很好嘛。乔解释说，民主政府在大白天并不总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民主就是讨价还价。人要从理想走向可能，就得去交换、改变、交易、退让、屈从、妥协。对于不了解内情者而言，这种过程可能是乱七八糟、令人失望，甚至是令人震惊的。妥协可能会使参与者看上去像是在耍手腕，不讲原则，阳一套阴一套。我目睹这些当然没事，乔接着说，因为我年龄已长，有经验，“但是让那些天真烂漫的青年人在西翼和内阁成员的办公室走来串去，他们发现事情实际上是如何办的之后，会大生反感的。”
“问题的另一面是，”乔说，“他们中有些人在不能把握之前已尝到了权力的滋味。对此他们心醉神迷。在陶醉之中，他们往往会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过于纵权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们会惹上麻烦的。”“好了，性交本身没错，”乔接着说，“但是，让小孩观看却有点不道德，得等他们懂事以后才行。”
莱廷的观点与我国开国元勋们的思想与智慧相去不远。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裴逊这些人物认为，我们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人。因此，他们发明了一种三权分立、相互牵制与平衡的政府，目的是为了控制人性中不够完善之处。莱廷明白这一点，但不敢肯定年轻的白宫研究员是否领悟到了。
1973年夏天，我来到中国的一个村庄，一个几乎没有什么美国人到过的世界，听当地一位精瘦干瘪的领导介绍情况。这是我们那年白宫研究员实地考察旅行的最后一站。7月23日，我们到达广州。川流不息的自行车流在洁净无垢的街道上悄然滑过我们身旁。偌大如斯的一座城市却依然这么清洁，这么静谧，简直让我吃惊。中国人还带我们去了其它大城市及旅游者通常驻足之处——北京的故宫和长城。在一所简陋的乡村医院里，我们观看了一名妇女在针刺麻醉状态下做了20分钟甲状腺手术。手术一结束，她站起身来，喝了一杯柠檬汁，然后走着出去了。在沈阳，我们参观了一家机械厂。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衣服都带棉衬里，外面引着线，没形没状，也不分男女，因此在厂里很难分出男人与女人。我们听说，工人们一周工作6天，偶尔有假日，但没有休假，每月工资相当于52美元，除最高级管理人员之外，包括领班和管理人员在内所有人都是这样。尽管条件恶劣得会让美国工人组织罢工，可他们似乎心满意足。
我们的导游中有一位54岁的教授，曾在美国上过学。他对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