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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马利克教授给我上的研究生课中获益匪浅。例如，他想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搞吐故纳新，用新的“管理人员”，如从哈佛、斯坦福和沃顿等大学毕业的年轻的能人来换掉职业官僚，可是却苦于无地方安置这些官僚。有一天，他把我叫进办公室，向我说明了他的策略与我扮演的角色。随后我便开始给各部门的负责官员打电话，说明我代表马利克先生向他们通报一个好消息：他们的权力将要扩大，目前由行政管理与预算局承担的某些职责将要移交给他们的部门负责，他们的编制也将增加。这些官员起初的反应都是：“太好了。”编制职位多意味着经费多，经费多权力就大，这话任何一个官员都爱听。然而，先别太高兴！请让我解释一下：你们得到的只是职责和人员。编制职位和经费暂保留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内（我们需要把这些职位和薪水留给马利克的年轻精英们）。各部的行政官员马上就叫苦连天地争辩说：“可是把你们给我们的人放在哪里呢？……他们在我们这里无事可做，我们也没有钱给他们发薪金。”这时我就说：“部长助理先生，弗雷德·马利克完全相信，你们发挥创造性，一定会找到办法解决人员的自然削减问题的。”很快，行政管理与预算局的那些没用的官僚就不见了，他们的办公室和职位也空了出来，马利克的新鲜血液输了进来。这次经历又使我总结了一条经验：
任何事不试着做一做就不会知道自己能做成与否。
1973年1月，白宫研究员们都聚集到中央情报局在市区的一间不起眼的办公室里。研究员们在这一年里最大的冒险行动要算冬天去一趟苏联，而后夏天再去一趟赤色中国。等待介绍情况之时，大家都相互乱开玩笑，如说谁有可能把缩微胶卷藏在想象的某个缝隙里，我们当中谁最有可能叛逃，等等。情况介绍是由中央情报局的一名间谍人员作的，结果很乏味。他没有交待我们什么情报目标，也没有教我们如何拍摄微型照片，只是警告我们提防房间里有窃听器，电话会被人搭线窃听，还要警惕过分柔顺的苏联女人。
白宫研究员全由伯纳德·利奥夫克中校负责管理。他集牧羊人、监护人和导游三者于一身，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利奥夫克出生在哥伦比亚，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他兼有完美的军人举止与黑肤色者的英俊。他的履历也绚丽多彩。伯尼（伯纳德的昵称——译者注）是西点军校毕业生，曾当过白宫研究员，还是优秀伞兵、无师自通的飞行员、狂热的健身运动爱好者、会使用水下呼吸器的潜水员、奥林匹克级游泳健将。此外，他几乎能自如地使用好几门外语。在越南，他得了3枚银质勋章、4枚铜质勋章和1枚紫心奖章。就是按那个年代奖章贬值的标准衡量，他也相当出色了。那年冬天，伯尼将率领我们到当时仍令人生畏的铁幕后面去旅行。
现在我们对冷战的苦涩记忆已相当淡薄了。但是，当我1973年冬天初次踏上苏联领土时，那块土地仍很坚硬，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我们从日本乘班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北面、西伯利亚东部的哈巴罗夫斯克入境。我遇到的第一个苏联人员是阿拉·费奥多罗娃，苏联国际旅行社派给我们的导游。她讲的美国英语简直无懈可击，人也相当有吸引力，部分原因是她带有敌对方的新奇和神秘。这位黑头发的俄国人，我们估计可能是克格勃。
我们被安排在哈巴罗夫斯克一家没有星级的旅馆。这座阴郁灰暗的城市到处林立着起重机、钻塔和大烟囱，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而且冷得好像冰水浇到了背上似的。不允许我们与苏联人民接触，如果我们企图接触，主人则表示十分不安。
我们住在旅馆的头一夜，俄罗斯人选了一部关于捕捉海豹的电影给我们看。礼堂一黑，电影就开演了。伯尼小声对我说，“电影没意思，咱们走。”于是我们设法溜了出去，不过没出旅馆，因为有人警告过我们不许外出。我觉得，即使允许外出，我们也不会出去，因为室外温度是零下40℃。
我们循着音乐声来到旅馆一处类似俱乐部之类的地方。
里面似乎聚集了苏联东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军官。他们都穿着军装，带着妻子和女友。我和伯尼站在门口，身着蓝色便服，翻领上别着美国国旗别针，那副模样好似失足跌进熊洞里一般。音乐戛然而止，里面所有的人都转头看我们。伯尼用俄语对服务员说：“请找一处两人一桌的位子。”服务员看样子吓得木然不知所措。不过，他的恐惧及房间里沉默的原因即刻就得到了答案。原来克格勃的人已在跟踪我们，此刻就站在我们身后。他们解释说，我们肯定不知道捕捉海豹的电影还没结束，或许我们愿意回去看看结尾。
翌日，我们坐上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奔赴旧日西伯利亚的流放城伊尔库茨克。我对苏联内地最强烈的第一印象是它无边无垠。我们坐了3天火车，竟还没走到横跨全国不足一半的目的地。第一天我们是在观赏风景中度过的。日瓦格医生描绘的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挺拔秀丽的白桦树，还有那一群群的驯鹿。我们一边喝着甜茶，一边从窗玻璃里面向外观赏着这一切。
第二天晚上，伯尼说：“这太枯燥了。咱们去瞧瞧另一半人是怎么过的。”于是我们溜到后面似乎是三等车厢的地方，里面坐满了穿着臃肿的农民。伯尼介绍说我们是美国人，他们脸上登时露出喜色。“啊，我们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勇敢的盟军，一起打败法西斯的战友。”他们递过伏特加酒瓶来。我们刚要快活一下，国家安全机器的朋友们又露面了。他们肯定地认为，我们在一等车厢更舒适。那是东德工业的优质产品。回去的路上我们经过一个包厢时，看到下了班的海关官员一边翻一本似乎熟悉的杂志，一边在猥亵地狂笑。回到我们车厢后，我们才得知有位白宫研究员的《花花公子》杂志被没收了，据说那是苏联禁看的淫秽刊物。
我们在另一个军事驻地赤塔市临时停了一次车。附近的中苏边界沿线局势紧张，一触即发。我们被允许下车去伸展伸展腿脚，但不许出站进城。也不得拍摄照片。我们听见一声哨子响，那是提醒大家快回车厢，伯尼迅速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两个人还没回来，就通知了阿拉·费奥多罗娃。她刚一走，我们就从车窗里看到五六个神色不安的“乘客”在本应空无一人的站台上踱步。直到我们失踪的朋友出现了之后，这些俄罗斯人才上车。克格勃选派来对付我们的其他几位就这样亮了相。
快到伊尔库茨克时，我们沿贝加尔湖驶过，这是欧亚大陆上最大的一片淡水水域。湖岸周围都是工厂。冷战结束后，我听说这些工厂排放的污染物破坏了世界上最丰饶的几个养鱼场。显然，追求利润的资本家并不是对环境的惟一威胁。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停留了一天后，俄罗斯的巨大又一次震撼了我。除了火车上那3天之外，我们又坐了7个小时的飞机才抵达莫斯科。到了此时，起初只是有吸引力的阿拉显得让人着迷起来。这是我们第一次乘坐苏联民用航空总局的飞机旅行，感觉有点像美国早期飞行观光。飞机里几乎没有暖气。我们沿过道走时，有位乘客的脚从客舱底板陷进了行李舱。飞行员还没坐进驾驶舱，飞机就被牵引到了跑道尽头，对此我们有些好奇。当飞行员真的到了之后，他们也不像通常应该做的那样开大油门试一试发动机，而是直接开足马力起飞，就像米格—19战斗机陡直飞上天空要去拦截侵入苏联领空的入侵者一样。后来我们了解到，牵引飞机是为了省油，而像火箭般猛烈起飞爬高的确是前米格—19飞行员所为，无疑是由于对过去的好时光的思恋所致。
对于一个50年代长大，第一次任职便驻守在富尔达峡谷面对着红军、而且曾两次赴越南与共产党作过战的人来说，在冷战期间竟站在后来一位美国总统称之为“罪恶帝国”的心脏，着实有些怪异之感。过去25年间，美国生活中不少东西均有这位对手的烙印。美国的预算、政治、武器、外交政策、科学研究及国内优先考虑的事项，甚至于千百万适龄服兵役的美国人的生活，受莫斯科的影响几乎同受华盛顿的影响一样大。如今我作为用来遏制这个巨人的美国军事机构的一员来到这里，站在红场上，听苏联思想库——“�